擁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初一作文

時間：2025-09-09 00:15:27 天使我要投稿

擁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初一作文

　　【內容提要】在現代社會，學術自由不僅僅是一種學術價值觀，更是現代大學的基本組織制度。但學術自由的實現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障，它有其制度根基。

擁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初一作文

　　【摘要題】理論經緯

　　【關鍵詞】學術自由/學術自治/教授治校/法律法規

　　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最悠久的學術傳統之一。作為一種學術價值觀，它既是大學學者長期孜孜以求的學術理想，又因其巨大的學術影響力而成為現代大學組織管理的基本指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學術自由已經成為與現代大學共生共榮的基本組織制度。學術自由的實現需要堅實的制度根基，否則真正的學術自由就不可能實現。

　　一、現代大學學術自由的內涵及其制度價值

　　二、現代大學學術自由的制度根基

　　（一）學術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一：學術自治學術自治制度賦予了作為法人團體的大學以自主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利。

　　在這個意義上，大學組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它成了大學組織有效抵御外部社會力量的影響與干預的“天然屏障”，以及維護內部學術活動自由的有力武器。大學學術自治的最終目標即是為促進知識的發展，并為知識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在一個大學中，知識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而不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一個大學將不再對它的本質忠誠，如果它變成教會、國家或任何局部利益的工具。大學是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9]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的紐曼認為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對任何一邊既不侵犯也不屈服。”從這個角度看，學術自治即大學教師的工作環境的條件性自由。條件性自由是為大學自由服務的，是學術自由得到實現的必要條件，“自治是學術自由的組織保證。”[10]離開了學術自治制度的支撐，喪失了棲身之所的學術自由，只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精神飾品”。歐洲大學強大的學者團體自治傳統（美國學者羅伯特·伯達爾將大學自治分為實質性自治與程序性自治，據此，即使是集權的法國現代大學亦具有程序性的自治權利）是歐洲傳統大學學者享有比美國傳統大學學者更多學術自由的重要原因。

　　（二）學術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二：教授治校

　　大學學術自治雖為大學學術自由提供了組織保障，但具有學術自治權利的大學并不能使教師自動享有學術自由，這是因為社會和政府保護和尊重大學自治，肯定可以為大學教師創造比較自由的空間，避免學術自由受到過多的外部限制與侵害。但前文已經指出，學術自由同樣可能受到大學組織內部的限制與侵害，她需要得到大學內部包括外行的董事會和不斷擴張的行政系統，甚至少數學術寡頭等的理解和尊重。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發表演講時指出：“學術自由也意味著擺脫大學要求一律的壓力。洪堡甚至強調，知識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脅，而且可能受到來自知識機構本身的威脅。這些機構在它們開始之時即采取了某個特定的觀點，然后就急于壓制別的觀點的興起。”大學內部的學術自由不僅表現為教師（包括學生）有權選擇、傳播、使用和探討知識，也表現為大學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的多元化。現代大學發展的歷史表明，大學內部學術自由的實現程度與作為學者團體的教師群體在大學內部管理活動擁有的權利大小息息相關。“教授治校”制度是大學內部學術自由的制度保障。正是“教授治校”制度把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對“孿生”(twin)概念并共同構成現代大學的基本組織制度。

　　“教授治校”是來源于中世紀巴黎大學的一種大學內部管理傳統。中世紀巴黎大學基于“學者社團”性質，形成了“教授治校”制度：大學內部事務由學者們共同負責管理，學者們既是管理決策的主體，同時承擔決策的執行與監督任務。“教授治校”制度因其適應大學內部學術活動的內在邏輯，因而有利于弘揚學術精神，調動廣大教授追求真理，發展學術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保證學術決策的科學性，從而促進大學學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現代社會，雖然“教授治校”制度的內涵早已發生變化，不再是中世紀大學的“正教授獨掌治校大權”，但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人員群體作為“大學學術管理決策的主體”這一原則是一貫的、不變的。現代大學的“教授治校”制度，不僅表現為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人員組成的學校各層次的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擁有大學學術領域，諸如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招生政策、學位標準、學術人員聘任與晉級等的學術評價以及事關學術發展的激勵政策等的決策權，而且表現在以教授為主體的高級學術人員作為大學最高權力機構——大學校務會（如德國、英國）或大學理事會（如法國）的主體之一，參與事關大學發展的重大方針政策的制訂，如大學財務政策、大學發展戰略、大學學術領導人選舉等，發揮大學內部管理的主體作用；同時，由教授為主體組成的各種臨時的專門委員會，作為大學內部專門事務決策的咨詢機構，直接以決策建議等影響大學發展。即使在以“校外人士管理體制”為特色的美國大學，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學，“以校長為首的學術行政人員基本上是受董事會的委托，執行教授會制訂的學術方針和規劃”[11]的。

　　“教授治校”制度的確立，既是大學教師學術地位提高的結果，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在大學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確了學術權力的突出作用。它成為阻止大學行政權力強勢擴張的制度堡壘，有利于防止行政權力的泛化和學術權力的行政化與官僚化，從而保持大學“學人社會”“知識性社會”的學術本色。顯然，這才是大學學術自由賴以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的肥沃土壤。歐洲傳統大學內部始終存在著強大的“學者團體”，始終保持著“教授治校”傳統，因而不僅學術自由得以在歐洲大學產生，歐洲傳統大學的教師也享有更多的學術自由權利。相反美國大學內部的學術自由是大學教授在爭取學術管理權力并逐步實現“教授治校”的進程中實現的。二者的同步共進促進了美國現代大學的學術繁榮。

　　（三）學術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三：國家的教育法規與民主法制制度同時，大學學術自由作為思想自由的一種特殊形式，與整個社會的民主自由環境休戚相關。

　　正如學者金耀基所言：“學術自由是與社會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開的，當一個社會失去了自由時，學術自由是毫無保障的。只有在一個民主法制社會，學術自由才有發展的機會。”在中世紀大學中，雖然有高度的自治權，但當時的學者并無研究學術的自由可言。因為在當時由羅馬教會的最高權力所擔保并鞏固的“教會一元化的真理體系”之下，人類的理性只能在教會有權者所設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任何對正統教義的懷疑和挑戰，都被視為異端而加以鎮壓[13]。一個民主法制制度健全的社會，才可能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學術環境，大學學術自由才有堅實的社會基礎。現代社會一般都以憲法的形式確立公民的言論及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權利。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護，為美國大學防止政府侵犯學術自由提供了法律支持。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對格雷斯俄德訴康涅狄格一案的判決書中所說：“言論和出版自由權所包含的，不僅是發言(utter)或印刷(print)的權利。還包含著研究的自由(freedom of inquiry)、教學的自由(freedom of teach)……實際上就是整個大學社區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entire university community)。”[14]為了學術自由的真正落實，一個社會必須通過民主法制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逐步增強社會民眾的民主法制意識。惟其如此，學術自由才會得到全社會的尊重與呵護。正象阿什比所說的那樣，學術自由與學術自治，在最終意義上，都是依賴民意的。惟有當民意了解到大學是什么，并予以尊重時，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才能獲得保障[15]。

　　總之，學術自由制度的生長、發展與成熟，既仰仗大學組織內部“教授治校”制度和學術自治制度的保障，更依賴國家相關教育法規和社會民主法制制度的支持。喪失了任何一個制度根基，大學學術自由都不可能真正實現。了解了這一點，無論是要重建大學學術自由制度還是弘揚學術自由精神，我們都必須以務實、客觀的態度，從最具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入手，抓好大學制度建設與制度環境創新。只有這樣，才算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參考文獻】 [2][8] ［美］布魯貝克著（鄭繼偉等譯）.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87.42;1988.28.

　　[4]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edited by Edward Shi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5][6] 陳學飛.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當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95,88. [9][13][14] 周志宏.學術自由與大學法[M].臺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78,199,99.

　　[1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高等教育學人員地位的建議[J].世界教育信息，1999,(5). [12] 陳列.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一個世界性的課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7.

　　[15] Eric Ashby:Universities:British,Indian,African,A Studa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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