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詩詞人物陶淵明--五柳先生,淡泊名利的智慧
有關詩詞人物陶淵明,被大家稱為五柳先生,他有淡泊名利的智慧,下面是小編收集有關他的資訊,歡迎大家閱讀與了解。

一、關于《五柳先生傳》:
原文: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在這篇文章中,贊語用“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話來贊揚五柳先生說“其言茲若人之儔乎”意謂大概這兩句話說的就是五柳先生這類人吧也就是說五柳先生是黔婁一類人物。兩句話非常精煉地概括了五柳先生的性格特征使古今兩個人物相映生輝。
二、關于《桃花源記》:
原文: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間隔 一作:隔絕)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
這篇文章體現出他向往的那種生活情境,借武陵漁人行蹤這一線索,把現實和理想境界聯系起來,通過對桃花源的安寧和樂、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繪,表現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對當時的現實生活不滿。
三、關于《飲酒》: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是東晉開國元勛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這一代,這個家族已經衰落了。他也斷斷續續做了一陣官,無奈靠山不硬,脾氣卻分外高傲,玩不來官場中鉆營取巧的一套,終于回家鄉當隱士去了。《飲酒》詩一組二十首,就是歸隱之初寫的,大抵表述醉中的樂趣和對人生的感想。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四、關于《歸園田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用淺易的文字,平緩的語調,表現深刻的思想,是陶淵明的特長。即使讀者并不知道詩中運用了什么典故,單是詩中的情調、氣氛,也能把作者所要表達的東西傳送到讀者的內心深處。 詩人躬耕田畝,把勞動寫得富有詩意。“種豆南山下”,多么平淡的口語;“帶月荷鋤歸”,多么美的畫面。語言平淡而意境醇美,這就是陶詩的獨特風格。
關于五柳先生陶淵明的生平:
1、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余為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面,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
2、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閑居。以后又先后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于“志意多所恥”。最后一次為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辭官歸田。
3、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后,即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并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饑”,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志氣。
關于其退隱的原因: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
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
一是社會現實使然。
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
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
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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