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時代的戲劇命運對魏明倫的四點質疑
《中國戲劇》發表了魏明倫大作《當代戲劇之命運》，拜讀過后，十分詫異。雖然在一些個別的具體論斷上，我也有與魏先生相似甚或相同的看法，然而從整體上看，疑慮頗多。魏文所涉諸多問題均值得重視，既有不同看法，不敢不提出以就正于同行，尤其是魏先生。電視興起與“斗室文娛”
魏明倫文章有一個表述非常之新穎的論斷，是說現在已經進入了“居室文娛”或者說“斗室文娛”時代，戲劇的衰落是時代的必然。面對“時代”這樣一種嚇人的東西，戲劇家們實在是渺小得無以對抗，所以大約只有無可奈何地靜等，等著“時代”的轉變。
魏明倫有關“斗室文娛”時代的說法，將戲劇的衰落歸因于電視這一新興娛樂形式的崛起，進而，又將戲劇危機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娛樂方式的沖擊。類似的看法已經流傳了很多年，幸賴魏先生用“斗室文娛”這種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顯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錯誤并不因此而改變。
多年來我也一直關注并且試圖探究中國戲劇界面臨的困境與危機之根源。我無法認同將電視(或者更粗陋地稱之為“影視”)的興起、乃至于所謂的多元娛樂形式的出現看成戲劇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這樣的論斷實在是膚淺、皮相之至。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基本的判斷。其一，中國戲劇的危機是不是特別嚴重，其二，中國人的電視機和可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特別多。第一個判斷，我想給予肯定的回答。戲劇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現象，但是據我所知，多數國家與地區的戲劇衰落并沒有嚴重到中國這樣的地步。舉兩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紐約的百老匯近幾十年一直是世界戲劇的中心之一(需要說明的是，百老匯的戲劇并不全是商業化的音樂劇)，如果魏明倫覺得這算是個特例，那么我舉另一個例子，這個例子魏明倫是認可的——澳大利亞的戲劇就不像中國那樣困難。人口只有幾千萬的澳大利亞，僅僅悉尼歌劇院每年演出場次就達到三千場。悉尼人口只有300萬，相當于中國的一個大中城市，但是這一個劇院每年的演出，就超過了北京市的所有劇院一年的演出數量，甚至超過全國多數省份全年劇院演出的總數。至于后一個判斷，我想我們都不會傻到以為美國人或者澳大利亞人比中國人缺少電視機或者缺少可看的電視節目。
在晚近的十來年里，電視的崛起速度十分驚人，它對社會各個領域形成的沖擊，是人們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乃至于改變人們從事文化娛樂活動的方式。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上看，電視也僅僅是一種傳播媒介，只不過是人們借以傳達藝術、娛樂與知識的一個方便的通道。無疑，電視的迅猛發展確實對許多行業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說它是戲劇危機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我們看到，同樣是在中國，同樣有可能受到電視影響的其它行業，并沒有都遭遇到戲劇這樣嚴重的危機。作為一種最快捷與具象的新聞傳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對報紙構成明顯威脅，作為一種知識傳播的有效手段，它對紙媒介的出版業也似乎會產生明顯影響，然而在電視崛起的過程中，中國的報紙行業和出版行業不僅沒有陷入危機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長。與電視相似的其它行業也是一樣，網絡的發展既沒有影響到電視業，也不像人們一開始想象的那樣對報紙和出版業形成沖擊，就像唱片、磁帶和CD業的崛起并沒有影響到音樂會一樣。
再說一遍，電視只是一種傳播手段。它雖然有可能對人們欣賞藝術與娛樂的方式產生影響，使得一部分人改變去劇場欣賞戲劇的習慣，但是它也可以成為非常有效的傳播工具，讓人們有更多機會欣賞戲劇表演，從而成為培養戲劇觀眾的有效途徑，并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歡戲劇而進入劇場。一個相關的現象就是，流行音樂的發展正與電視臺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關，人們并沒有因為在電視里經常欣賞流行音樂而拒絕去音樂會，相反，假如不是因為通過電視這種新穎的傳播手段，流行音樂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癡迷的觀眾。
其實中國戲劇的“危機說”早在1983年前后就開始出現，當時電視機還遠未進入普通的中國人家庭。從那個時期以來，中國人的文化娛樂生活確實發生了變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電視機開始向普通家庭普及，并且在短短幾年里就達到了非常之高的覆蓋率；未幾，有線電視的大發展，使得一般家庭能夠選擇的電視頻道從很少的兩三個增加到數十個；然后是1996年前后VCD和DVD相繼進入家庭，1998年以后互聯網迅速發展。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娛樂方式多樣化，基本上是從90年代開始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然而同樣是在這一段時間里，沒有什么證據能夠說明這些新興的文化娛樂方式對戲劇產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影響；而且，從1994年以后，正值VCD的普及與網絡從無到有并日漸盛行之時，戲劇演出反而表現出已經走到谷底之后的微弱復蘇之跡象。因此，娛樂方式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恐怕更不能用以說明中國戲劇的處境。
既然電視的發展以及娛樂方式的多樣化是世界性現象，而世界各地戲劇的困境并不像中國那么嚴重，那么，要尋找中國戲劇陷入危機的原因，就需要在中國戲劇與世界其它國家與地區的戲劇現狀，比如說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非洲人的戲劇現狀做一番對比，找到相互之間的差異。而這一差異顯然不能從電視上找到，所謂電視的沖擊很難成為真正站得住腳的理由。同樣，中國目前文化娛樂行業的多樣化僅僅處于一種水平很低的雛形時期，民眾的文化娛樂生活豐富程度，不僅遠遠不能和工業化國家相比，甚至還遠遠比不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要說民眾的文化娛樂生活僅僅有了那么一點點的豐富多樣性，戲劇就因此衰落了，那也未免太小看了戲劇的力量。
實際上，除了從世界范圍看，中國戲劇面臨的困難原因并不在于電視的崛起以及娛樂形式的多樣化以外，在中國內部，不同劇團的境遇也有極大差異。要說現在不是戲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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