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迎新年作文(通用22篇)
一、寫在前面的話

鄧小平,二十世紀的中國造就的另一位歷史巨人,于1997年2月19日離開了他所至愛的中國人民。
建黨八十周年之前,懷著對他的愛戴和崇敬,我們又次學習了他的著作。
每讀小平同志的著作,先不論其它,總有一種日益強烈的感受:文風非常地樸實,然而,內在于樸實之中的,卻是目不暇接的深刻思想。
順便聯想到這些年來拜讀某些精英之作,常令我有云山霧罩之感:硬著頭皮讀下來,卻始終不曉得他們在自己的“語境”中、用他們的“話語”“解析”著什么東西。我當然不敢非議人家思想的精深,更不敢懷疑人家是否在用晦澀的語言來掩蓋其貧乏的思想,只能抱怨自己沒有學好“土中文”、“洋中文”、包括理論。所以,比較起來,還是愿意研讀、學習類似小平同志那樣的文章。
說遠了。回到正題。
二、關于“貓論”和“摸論”
小平理論的偉大價值,今天已可見一斑;也許可以斷言,時間將會使她更加偉大。
有人說,小平理論概而言之有兩個基本點:
一曰“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二曰“摸論”:摸著石頭過河。
此說也許有“戲說”之嫌;而且,這個“兩論”在《文選》中也是沒有文字可考的。然而我卻覺得,“兩論”的說法倒也頗堪玩味:琢磨一下,《文選》中的不少文章,確實很有點“兩論”思想,或者說,與“兩論”思路是暗合的。這里不妨舉兩個例子。
(一)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恕不一一援引出處,下同)試想,如果我們把那個“老鼠”定義為這“三個有利于”,上述論述背后的精神,不就很有點“貓論”的味道嗎?
(二) “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個發明的實質是什么呢?就是在對某些問題還未能達成足夠一致的時候,就先干起來。從理論上講,唯有指導我們實踐的思想、理論、政策、辦法是正確無誤的真理,才能使我們少犯錯誤、少走彎路。然而,真理的獲得卻非一蹴而就。
我們必須承認: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爭論必然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不爭論可能會有礙于我們獲得真理,由此,不爭論就有可能使我們走彎路、買教訓。
但同樣必須承認的是:即使經過漫長的爭論,也不一定能夠達成一致;即使達成一致,這個“一致”的東西也不一定就是真理。
那怎么辦?
小平同志的解決辦法是:不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當然,對于前提,小平同志也是同樣強調的:“看準了的”。至此我們看到,這個“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的不爭論,不也很有點“摸論”的影子嗎?
以上論述,決不是把小平理論庸俗化。反而,我則感到,躲在這個“兩論”背后的,也許是小平同志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多年的實踐感受。比如“貓論”,其實就是實事求是;再如“摸論”,也許就是對黨史上數次路線斗爭、尤其是“文革”災難的痛定思痛。
溶偉大于平常、化深刻為通俗,非頂尖高手不能,平庸之輩自然更是望塵莫及。
三、單論“摸論”
(一)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認為這些成就是各種力量結成的一個合力的總結果,那么,“摸著石頭過河”肯定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力。
試想:假如我們在79年的時候,放開去爭論“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是否符合經典理論、是否符合這個符合那個,卻不去先大膽地闖一下----推行這種政策----那么,我們也許可以肯定三點:第一,這種爭論至今未果;第二,后來的其他改革方略及其帶來的成就便不會取得;第三,就不會有哪些成就所帶來的社會條件之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卻又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價值觀等思想觀念。
如若沒有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互動,而且,這個互動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軌道上展開的,新世紀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呢?
(二)既然“摸論”的意義是如此地重大,便很有必要來考察這個“摸論”本身了。
從理論層面上看,“摸論”的實質也許是:對某些問題(包括思想、理論、政策、辦法、做法等等,下同,不再贅釋),可以允許去探索、嘗試。有好結果就推行,沒有好結果則要么自生自滅、要么強制其毀滅。表現在思想理論領域,就是允許自由地(至少相對自由地)探討,暫不做強制定論);表現在政策、辦法乃至具體做法上,就是允許大膽地去闖,在某個局部、某個時段來實行。總之,表現在態度上,就是不要輕易下定論去否定什么、肯定什么,也即:對看不準的問題,最高決策者的立場不要輕易鮮明化。
但是,從操作的層面看,我們就有必要提問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難道什么河都可以摸著石頭過嗎?
小溪如此、小河如此,大江大河也要如此嗎?如果這樣的表述不夠清楚,那就再說的具體一些,舉幾個例子:是否有人要否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人民的利益,有人只求發展經濟不顧及其它,有人只求少數人先富不顧多數人死活,有人殘酷剝削雇工,也可以允許他們先暫行一下呢?盡管這幾個例子過于極端,但卻給了我們的問題一個很顯然的否定答案。
小平同志其實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文選》中到處可見。隨便舉幾個例子:
比如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那也是有個前提的,“看準了的”;
比如“關鍵是發展經濟”,但他還說“兩只手都要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再比如三個有利于,他在“生產力”的前面加了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定語,在“綜合國力”的前面加了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定語。盡管他的這些思想是以即席講話的形式說出來的,可又有誰敢說這幾個定語是順口講來而不是刻意強調的呢?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可是:怎樣才算做看準了?有沒有看的“真準”的問題呢?若有,對這些問題又怎能單純地去“試、闖”而不去旗幟鮮明、義無反顧地決然推行抑或打擊呢?
難道在80歲的中國共產黨那里,就沒有看的“真準”、值得旗幟鮮明地堅決堅持抑或堅決反對的問題?
所以,那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
不能什么河都摸著石頭過。
那么:
第二,什么河可以摸著石頭過、什么河不可以摸著石頭過呢?
簡而言之:
什么問題需要立場鮮明,要么鮮明地支持、要么鮮明地反對;
什么問題需要觀點曖昧,要么曖昧地支持、默許、縱容、放任,要么曖昧地反對和不疼不癢地打擊。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
也不能不說:也許,這同樣是一個需要“摸著石頭才能過的河”,因為,對那個“什么問題”本身,就必然會存在著不同的認識。
探索真理的艱難使我們意識到:相對而言,需要摸著過的河要比不需摸著過、不能摸著過的河,要多得多。
這樣,我們就先避難就易,探討那些不需要和不能夠摸著過的河。
四、什么河不能摸著石頭過?
大是大非問題是大江大河。因此,如果從原則上講:
關乎大是大非的大江大河,決不能摸著石頭過!
否則,是要被淹死的。
盡管什么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些問題何謂是何謂非,同樣可能是值得探討、存在爭論的,但是:
其一,我們并不是不可知論者,我們堅信真理是可以被逐步認識的。在任何歷史階段,都有一些可以看得很準的問題,對它們,完全可以旗幟鮮明。這些河,不需要摸著過!
其二,對那些關乎方向、性質的大是大非問題,即使存在爭論、分歧,但只要我們看準了(即便看得不是很準、真準),也完全應當旗幟鮮明。這些河,不允許摸著過!
什么叫做“不摸著石頭過”?
就是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旗幟鮮明、義無反顧地過!
其實,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當代社會主義實踐已經給了我們答案;未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也需要提供新的答案。
梳理、發現這個答案,的確是個困難的問題,遠非我力所及。這里,僅就幾個方面說點個人觀感。
(一)根本價值信仰問題
價值信仰從根本上決定著是非善惡。
共產黨人的根本價值信仰是什么?應當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二)根本制度問題
我們的根本制度,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小平同志區分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告訴了我們答案,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仍然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用作了標準。
關于這種制度的某些次等層次問題,也許還存在不同認識,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的根本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證和實現人民大眾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也許,那些付出正當勞動、為社會創造財富的最廣大的社會成員就是人民。
(三)基本價值觀問題
每個國家民族、每個社會制度,在每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應有一套相對完整的價值觀念。這套觀念,也許會在根本上意義上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為她的社會成員提供行為規矩和動力。
這個問題,實在蘊含著豐富的內容。不過,我們還是寧愿冒著掛一漏萬的危險,列舉幾個方面,諸如:為己為人、遵紀守法、盡職盡責、愛國愛家、艱苦奮斗、英雄崇尚、互助互敬、自強不息、先公后私、正己正人、自主自立等等。
(四)基本思想信仰問題
任何一種建設事業,如果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路線,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核心的基本思想信仰體系,必將對現實的建設事業產生不利影響。
我們自然不能固守馬列主義的某些具體論斷,而且應當鼓勵人們去發展它;但是,對馬列主義那些先進的價值觀部分和正確的基本原理部分,則是應當旗幟鮮明地堅持和捍衛的。
(五)某些重大政策問題
如果說前四個問題還少有分歧的話,這個領域的問題則有著太多方面的分歧;而恰恰,能否在這些領域找出不能摸著過的河,對我們的實踐又有著直接當下的影響。
盡管我們無能力說明這些問題,但是至少可以舉一個例子:
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的問題,以及作為其政策背景的“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小平同志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見,只有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終極的目的,而一部分人先富,不過是尋求共同富裕的手段。他曾經設想,等到上個世紀末(也即2000年前),“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指兩極分化問題,引者注)”,著手考慮政策的調整,并提出過富裕地區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支援落后地區的初步構想。固然,我們不能形而上學地就把 2000年當作政策調整的節點。可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則是:我們應該在怎樣的時候、在社會物質財富達到怎樣的程度之后,開始來調整我們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走向呢?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立足公平、保證效率”呢?
又如,我們的文藝政策問題。難道我們就能容忍為地主翻案、向剝削謳歌?難道我們就能容忍暴力色情、奇聞探秘、貴族軼事、無病呻吟、極端利己、犯罪梟雄等沉渣污垢泛濫成災?難道我們就能容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充斥屏幕,輕視文化、拋棄文化彌漫人間?難道我們就能容忍鏡頭對準“拳頭”,膠片走向“枕頭”……。文化陣地如果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會占領。此乃顛撲不破。
五、怎樣過河
對那些要摸著石頭過的河,似乎不存在什么問題。
那么,對那些不能摸著石頭過的河,我們怎么過?
(一)必須要旗幟鮮明、義無反顧地“過”,而且還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大張旗鼓地過。在這類問題上,如果態度曖昧、稍有放松、半點馬虎,就可能前功盡棄,正如小平同志說的,也許一夜之間就會塌下來。
(二)必須把摸著過的河與不能摸著過的河區別對待。 對那些不能摸著過的問題:不是不爭論,而是不允許爭論。不但不允許爭論,而且要強制實施:對那些已經確認的善,強制弘揚;對那些已確認的惡,強力打擊。你這不是專制嗎?對了。在這個領域,就要來個專制。
對那些需要摸著過的問題:應當給予足夠的自由。例如:對那些必要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則應該給他們足夠的空間。你這不是自由化嗎?對了。在這個領域,就要來個足夠的自由化。
也許,我們現在的問題就在于:該強制的沒有足夠鮮明有力的強制,該自由的卻沒有足夠空間的的自由。
由此我聯想到了陳云同志的“鳥籠子”:
假如把天性自由的鳥關在籠子里,它會不會寧愿死掉呢?
假如不根據鳥的種類來確定鳥籠子的大小,它會不會舒服嗎?
假如不根據鳥的種類來確定籠子的材質和縫隙的大小,鳥難道不會“鉆隙而出、破籠而振”嗎?
更何況,需要控制、引導的社會問題,并非只是鳥,那里還有龍虎熊羆。
(三)必須注意保持兩條河的協調。否則:摸著過的那條河的河水,必然會流淌到另條河里,且必然會在那里腐蝕那些支撐飄揚旗幟的旗桿,并終將腐蝕掉旗幟本身。例如:如果不對市場經濟作必要的改造,在別的領域又怎能保證你的旗幟高高飄揚呢?
結語:
當我思考的時候,我覺得痛苦;
我想開口,卻覺得空虛。
因為我腦海里始終浮現著一種目光:
那是那些騎單車、擠公車的人們,向威武驕傲的奔馳轎車投以的復雜目光。
這種目光,這種復雜的目光,告訴了我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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