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信任作文500字
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今天，我很榮幸和大家在一起，參加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的畢業典禮。我從沒有大學畢業。說實話，這是迄今為止我最接近大學畢業的一天。今天我要向你們講我人生中的三個故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三個小故事而已。
第一個故事講的是，把生命中的點連接起來。.
我在Reed大學讀了六個月之后就退學了，但是又在校園里旁聽了十八個月左右，然后才真正離開。我為什么要退學呢?
這要從我出生前講起，我的生母是一個未婚懷孕的年輕大學生，她決定把肚子里的我送給別人撫養。她強烈希望收養我的家庭具有大學學歷，所以在我還沒出生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個律師和他的妻子收養我。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來到人世的那一刻，他們突然反悔了，決定只收養女孩。因此，在收養名單上排在后面的我的養父母，半夜接到電話："我們有一個不在計劃之中的男孩，你們想要他嗎?"他們回答："當然。"我的生母后來發現，我的養母沒有大學畢業，我的養父沒有高中畢業。她拒絕簽署最終的收養協議。幾個月后，我的養父母承諾送我上大學，她才同意簽署協議。
十七年后，我真的上大學了。但是，我很幼稚地選擇了一所幾乎與斯坦福大學一樣貴的學校。我的養父母都是藍領階層，他們的所有積蓄都用來付我的學費。讀了六個月以后，我看不到這樣做的價值。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學如何幫我找到答案。而且，如果我在大學里待下去，就會花光我的父母整整一生的積蓄。所以，我就決定退學了，相信這樣行得通。那個時候，我確實擔心害怕，但是回過頭來看，那是我的最佳決策之一。一旦我退學了，就能不上那些我毫無興趣的必修課，可以開始旁聽那些我有興趣的課了。
這件事也有艱苦的一面。我沒有宿舍了，就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退回可樂瓶可以拿到5美分，我把它們積累起來換東西吃。每個星期天晚上，我步行7英里穿過城市，到教會吃一頓免費的豐盛晚餐。但是，我還是心甘情愿。跟著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覺走，我誤打誤撞遇到的許多東西，日后都被證明是無價之寶。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那時，Reed大學開設可能是全國最好的書法課。校園里的每一張海報、每個抽屜上的每張標簽，都是優美的手寫體。因為退學后不用上那些常規課程，我決定去上書法課，學習如何寫出優美的字。在那里，我學到了襯線字體和無襯線字體，學到了改變不同字母組合之間的間距，學到了版面設計如何才能優美。它是那樣的美、富有歷史感、藝術的精妙，科學不能捕捉到這些，我發現它太迷人了。
這些東西，沒有一件看上去對我的人生有實際的價值。但是十年后，當我們設計第一臺Macintosh電腦的時候，它們都幫到我了。我們把它們都設計進了產品。那是第一臺有著優美操作界面的電腦。如果我不曾在大學里旁聽那門課，Mac電腦就不會有多種字形，或者按比例間隔的字體。因為后來Windows操作系統抄襲了Mac，那么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都沒有它們。如果我沒有退學，我就不會旁聽書法課，那么個人電腦可能就不會有它們現在的那樣漂亮的界面了。當然，我還在大學里展望人生的時候，不可能把這些點都聯系起來。但是十年后回頭看，它們之間的聯系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
再說一遍，你展望人生的時候，不可能把這些點連起來;只有當你回顧人生的時候，才能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系。所以你必須有信心，相信這些點總會以某種方式，對你的未來產生影響。你必須相信一些事情----你的勇氣、命運、人生、緣分等等。這樣做從未令我失望，反而決定了我人生中所有與眾不同之處。
我的第二個故事，是關于愛和損失的。
我很幸運，在人生很早的時候，就找到了熱愛的事情。我和沃茲尼亞克在我父母的車庫里創立蘋果公司的時候，我只有20歲。我們勤奮工作，十年后蘋果公司從一個車庫里的兩人小公司，成長為超過4000個雇員的20億美元大公司。在那之前一年，我們剛剛發布了最完美的產品----Macintosh電腦，我也才剛過30歲。但是接下來，我就被解雇了。你怎么可能被一家自己創立的公司解雇呢?事情是這樣的，隨著公司的發展，我們雇來了一位我眼中的天才，與我一起管理公司。第一年，一切還算順利。但是那以后，我們對公司發展的看法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了分裂。最后，董事會站在了他的一邊。所以，30歲的那一年，我被解雇了，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整個成年人生的生活重心，離我遠去，真是毀滅性的打擊。
最初幾個月，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我覺得自己太讓人失望，上一代企業家交給我的接力棒，已經被我掉了。我與 David Packard和Bob Noyce見面，試著道歉我把事情搞得這么糟。我的失敗被大肆曝光，我甚至想過從硅谷逃走。但是，慢慢地，有一件東西讓我看到了曙光----我依然熱愛我做的事情。蘋果公司發生的問題，絲毫沒有改變這一點。我確實被否決了，但是我仍然熱愛這個事業。所以，我決定從頭開始。
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但是事后證明，被蘋果解雇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好的事情。成功者的負擔，重新被初學者的輕快取代，對任何事情都不是很有把握。它解放了我，讓我重新進入又一個人生最具有創造力的時期。
接下來的五年，我成立了一家叫做NeXT的公司，以及一家叫做Pixar的公司，與一個美妙的女子墜入愛河，然后結為夫妻。Pixar生產出世界上第一部計算機動畫電影《玩具故事》，目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動畫電影工作室。通過一系列事件的奇妙轉變，蘋果公司收購了NeXT，我又回到了蘋果公司。我們在NeXT開發的技術，現在是蘋果公司復興的關鍵。我還和勞倫妮組建了一個美好的家庭。
我很肯定，如果我不被蘋果公司解雇，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雖然這個事件的滋味像藥物一樣苦不堪言，但是我想病人需要服用它。有時，生活會對你迎頭一擊，這時不要喪失信心。我確信，唯一讓我保持前進的動力，就是我熱愛自己做的事情。你必須找到你熱愛的東西。無論對于公眾，還是對于愛人，都是如此。你的工作是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真正令你感到滿足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做你心目中的偉大工作。做成偉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熱愛你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你還沒有找到這樣的事情，那就繼續尋找，不要妥協。就像與內心有關的其他事情一樣，當你找到的時候，你自己會知道的。并且與所有偉大的感情一樣，時間越久，它的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好。所以，不停地找，直到找到為止，不要妥協。
我的第三個故事是關于死亡的。
十七歲的時候，我讀到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如果你把每一天都當做生命的最后一天，那么將來你最可能過上正確的生活。"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過去33年來，我每天早上看著鏡子問自己："如果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我會不會愿意去做今天將要做的事情?"無論何時，如果一連好多天，答案都是NO，我就知道需要作出改變了。
記住自己不久就將死去，這是我發現的最重要的工具，幫助我做出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因為幾乎所有事情----外人的期待，內心的驕傲，對于失敗或出丑的恐懼----所有這些事情在死亡面前，都會消失，只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記住你將要死，這是我所知道最好方法，免于念念不忘你可能會失去某件東西。你已經赤身裸體了，沒有理由不跟隨你的內心。
大概一年前，我被診斷得了癌癥。早晨7點半，我做了一次全身掃描，它清楚地顯示我的胰臟上有一個腫瘤。我那時甚至都不知道胰臟是什么。醫生告訴我，已經可以肯定，那是一種無法治療的癌癥，我的生命預計不超過3到6個月。醫生建議我回家把事情安排好，這是醫生對于"將要死亡"的表達方式。它意味著，你要試著把你原以為未來10年才對孩子們說的事情，放著幾個月里告訴他們。它意味著，你要確定把原件事情都安排好，使得對于你的家人來說，一切變得盡可能的簡單。它意味著，你要和一切告別。
一整天，我無時無刻不想著那個診斷。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活檢，醫生將內窺鏡塞進我的喉嚨，穿過胃，進入腸子，又用一根針刺進胰臟，從腫瘤上得到一些細胞。我很鎮定，但是我的妻子(她也在場)告訴我，當醫生從顯微鏡觀察那些細胞時，他們開始發出驚嘆，因為他們發現那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胰腺癌，可以通過手術治愈。我做了手術，現在感覺很好。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時刻，我希望今后幾十年都是如此。有了這樣的經歷，對我來說，死亡就不僅僅是一種純粹智力上的有用概念，我可以更確定地告訴你們：
沒有人想死，甚至那些渴望升入天堂的人也不想死。但是，死亡是我們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人生終點。沒有人可以逃脫。事情可能本來就應該如此，因為死亡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好的單項發明。它是讓生活改變的一種手段。它清理舊的一代，為新的一代創造空間。現在你們是新人，但是在并不太遙遠的某一天，你們將慢慢成為舊的一代，被清理出去。很抱歉，我不想說得這么戲劇化，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你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把它浪費在過其他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條束縛，那是其他人思考的結果。不要讓其他人的意見淹沒你自己內心的聲音。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氣跟隨你的內心和直覺。某種程度上，它們已經知道你真正想要成為什么樣子。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本奇妙的出版物，叫做《地球商品目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那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圣經之一。它是由一個叫做Stewart Brand的人，在距離此處不遠的Menlo公園創造的。他詩一般地將它帶到了人世。那是六十年代末期，個人電腦和桌面出版還沒有問世，它是由打字機、剪刀和一次成像照相機做成的。它有點像紙質的Google，不過是在Google誕生35年之前。它充滿了理想主義，包含了許多靈巧的工具和偉大的想法。
Stewart和他的團隊發行了幾期《地球商品目錄》，然后他們順其自然地推出了最后一期。那是70年代中期，我跟你們現在一樣大。最后一期的封底，有一幅清晨鄉間公路的照片，如果你喜歡冒險，那就是你可能會搭便車旅行的那種道路。在它下面有一行字："保持饑餓，保持愚蠢"。我總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現在，你們即將畢業，開始新的旅程，我也這樣地祝愿你們。
保持饑餓，保持愚蠢。
非常感謝各位。
比爾·蓋茨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比爾·蓋茨：
畢業生，祝賀你們!能站在這里，梅琳達和我都很興奮。每一個收到邀請，能夠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的人都會又緊張又興奮——但我們尤其高興。
長久以來，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軟和我們的基金會青睞的大學之一，而現在它正迅速得到我們家族的喜愛。我們的原則是讓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人來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事實證明，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現在，有30多個我們基金會投資的研究項目都在斯坦福開展。當我們想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統從而幫助治愈絕癥時，我們與斯坦福開展了合作;當我們想了解美國高等教育狀況的變化以便使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讀得起大學時，我們又一次與斯坦福展開了合作。
這里天才匯聚，思想靈活——人們對變化持開放態度，對新鮮事物充滿了渴望。人們在這里可以饒有興味地一窺未來。
梅琳達：
有些人叫你們“呆子”——而你們則自豪地接受了這一綽號。
比爾·蓋茨：
我們也是如此。
在這所斯坦福的校園里發生著許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達和我用一個詞來說明我們對這里的熱愛，那么這個詞是“樂觀”。在這里有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氛圍，即創新幾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激勵下，我于1975年離開了這所位于波士頓郊區的學校，并從此一去不回頭。我相信，計算機和軟件的魔力能夠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變得更強大，并使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
自那時起已經過了將近40年，而梅琳達和我也已經結婚20年。如今我們比以往更加樂觀。但在我們共同的旅程中，樂觀精神是逐漸延續的。今天，我們希望將自己學到的傳授給你們——并且告訴你們，我們大家的樂觀精神將會如何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羅·艾倫和我初創微軟時，我們想讓人們獲得計算機和軟件的力量——這是我們使用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在這個領域中的一本開創性書籍的封面上有一只舉起的拳頭，書名叫做《計算機的解放》。在那時，只有大公司才能買得起計算機。我們想使普通人也也能買得起——并且使電腦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見證了個人計算機使人們獲得的深遠力量。但這種成功又帶來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擁有了計算機，而窮人家的孩子無法擁有，那么技術反而會使不公平的狀況加劇。這種狀況違背了我們的核心信念——技術應當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們致力于縮小這種“數字鴻溝”。我將它作為微軟發展的重中之重，梅琳達和我將它作為基金會早期發展的重點——向公共圖書館捐獻個人電腦并保證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訪非洲時，“數字鴻溝”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我是因公務去的那里，因此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約翰內斯堡的市中心開會。期間，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戶人家里。那時距納爾遜·曼德拉被選舉為南非總統從而標志著種族隔離的結束僅僅過去了三年時間。當我坐下來，與那戶人家的主人們一起用餐時，他們就搖鈴，將管家喚過來為他們服務。用餐結束后，男女賓客會分開，男士們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時我想，“還好我讀過簡·奧斯汀的書，否則根本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維托，這是一個位于約翰內斯堡西南方向的貧窮小鎮，這里曾經是一個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中心。
從市區到這個小鎮只有很短一段距離，但進入小鎮的那一刻我非常震驚，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諧。我進入了一個與我的國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維托之行早早地就為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軟向那里的一個社區中心捐贈了計算機和軟件——這些事是我們在美國就曾做過的。但我很快明白過來，這里并不是美國。
我曾閱讀過有關貧困的數據，但我從未真正見過貧窮。那里的人們住在皺巴巴的鐵皮棚子里，里面不通電、不通水，也沒有廁所。大多數人都不穿鞋，赤著腳走在街上——只不過那里也沒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軋出的一條條車轍。
社區中心沒有接入穩定的電源，因此人們裝配了一條長達200英尺的延長電纜，從外面的一個柴油發動機接入到社區中心。看著這堆裝備，我知道，現場的記者們和我一離開，發電機就會被挪走，去解決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社區中心的使用者們也會回去，繼續為生活的挑戰而憂心忡忡，因為個人計算機并不能為他們解決這些挑戰。
當我對媒體發表已經準備好的評論時，我說：“我們在索維托所做的是一個里程碑。以后我們就會知道，先進技術是否會將發展中國家拋在后面。我們所做的將會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讀出這些句子時，我明白它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我沒有說出的是：“順便提一下，我們并沒有關注這樣一個事實——這片大陸上每年有50萬人死于瘧疾。但是我們非常確定，將會為你們帶去計算機”。
去索維托之前，我以為自己理解這世上的問題，但我卻對那些最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我所見到的讓我大為吃驚，因此我必須問自己，“我還相信創新能夠解決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問題嗎”?
我對自己承諾，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導致人們貧窮的原因。
多年以來，梅琳達和我的確越來越多地了解了貧窮的人們最迫切的需求。后來有一次去南非時，我探訪了一家治療耐多藥肺結核(MDR-TB)的醫院，這種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記得那家醫院，那里充斥著絕望。那里有著巨大而開闊的病房，許多病人穿著睡衣，戴著口罩，腳步沉重地走來走去。
醫院里有一層是兒童病區，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嬰兒。這里有一個小小的學校，身體狀況足夠好的孩子可以在這里學習，但是許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見好轉，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開著學校。
我與這里一位30出頭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結核醫院工作的時候，她開始咳嗽。然后她去看了醫生，醫生告訴她，她感染了抗藥性肺結核。后來，她又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沒有多少時間了，但還是有許多MDR患者等著在她騰出床位之后占據她的床。
那是一個地獄，那里的人們都在死亡名單上等候著。
但是面對地獄，我的樂觀精神并沒有減退，反而使我變得更加樂觀。我上了車，對與我們共事的醫生說：“是的，我知道MDR-TB很難治愈。但我們應該能為這些人做一些事”。我們在今年進入了一項新的肺結核藥物療法的第三階段。根據參與療法的病人的反饋，以前18個月的治療費用為2000美元，治愈率只有50%，而如今六個月的治療費用在100美元以下，治愈率能達到80%到90%。失敗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們經常會把樂觀當作虛假的希望加以摒棄，但同樣存在著虛假的絕望。
正是這種態度宣稱，我們無法打敗貧窮和疾病。
但我們一定可以。
梅琳達：比爾在參觀完那個肺結核醫院之后就給我打了電話。通常我們在旅行期間通話時，只是回顧一下一天中的行程：“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這些是我今天見的人”。但那天的電話很不一樣。他說：“梅琳達，我去了一個以前從沒去過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得說不出話來。最后他只說了句：“回家后我會告訴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經歷了些什么。看到生活在絕望中的人們，你也會心碎的。但要盡可能多地幫助他們的話，你就必須看到最壞的情況。那就是比爾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樣經歷過那樣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與朋友們一同到印度旅行。在離開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時間見了幾個性工作者。我本來希望跟她們談一談，她們可能會染上艾滋病，但她們卻想說從事這一行業的恥辱。大多數女性都是因為被丈夫拋棄才開始做妓的。她們要努力掙到足夠的錢，才能養活孩子。在社會上的其他人看來，她們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搶劫、毆打甚至侮辱她們，而沒有任何人關心她們。
與她們一起談論生活對我的觸動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非常渴望與我接觸，似乎肢體接觸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她們的價值。在我要走的時候，我們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張像。
后來我又花了些時間拜訪一個絕癥患者之家。走進一個大廳，我看到了成排的簡易床。每張床前都有人照料著，除了遠離角落的一張床無人走近，因此我走了過去。這張床上躺著一個看上去三十多歲的女性。我到現在還記得她那悲傷的棕色大眼睛。她骨瘦如柴，快要死去了。她的腸胃里無法儲存任何食物，因此人們只能讓她躺到一張簡易床上，在床的底部挖出一個洞，她可以通過這個洞將一切排泄到床下放著的一個便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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