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意義的環保體驗活動作文
1944年5月，巴老攜女友蕭珊路過貴州前往重慶，8日在貴陽郊外的花溪賓館完婚，一個兩人世界的簡樸婚禮。逗留期間，他開始著手寫《憩園》，六天后他愛人只身前往重慶。隨后，巴老犯鼻炎住進了省醫外科第三病房，萌發了創作“第四病室”的想法。年末，巴金出院趕重慶與夫人會面，第二年在重慶動手寫第四病室。這一個中篇，巴老寫了一輩子，修改了一輩子，始終不滿意。個中原由，我們來分析一下。
巴金一直喜歡俄國文學，也頗有研究。契科夫有一篇著名的《第六病室》，對他創作《第四病室》有很大的影響，僅從篇名，我們就能窺見一二。第六病室里的幾個主要角色，都以神經性焦慮癥為主要特征。差不多，他們腦子都有點毛病，尤其那個兼院領導的拉京醫生，最后因同情第六病室的病號和奇怪地與一個叫德米特里奇的神經病人在心靈上有一種契合的溝通，而被人陷害趕進了神經病房。契科夫筆下的幾個小人物，似乎屬于既神經又不神經病的類型，他的寓意不言而喻，是在暗示那個社會對人的傷害。
從精神病學和小說描述人物的生活跡象看，他們中有些只屬于神經性焦慮。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學里也有詳細的論述。不過，正常人也有焦慮，就看焦慮到何種程度而已。具體劃分為病人還是正常人，其實從醫學角度，對于輕度焦慮也還沒一個截然的標準。
因此，這就有個大前提，或者說支撐人物存在的大舞臺，簡單列三類：一類是人字當頭的人性。搜索關鍵詞為，人性，道德，焦慮，精神病，靈魂；二類是社會。關鍵詞，醫院，救死扶傷，制度與規范，社會責任；三類是國家政治。關鍵詞，國家，政治，法制。
我不知巴老是否借鑒了契科夫《第六病室》里的創作手法。因為看起來，這兩篇文章在結構和情節以及人物安排上，貌似出入較大，實則很接近。都是力圖從醫院這么個地方，反映同一類型的社會現狀。我們不妨摘錄巴老在寫作中的一段話以之佐證。他寫道：“……我寫得很順，因為我在寫真實。事實擺在那里，完全按照規律進行。我想這樣嘗試一次，不加修飾，不添枝加葉，盡可能寫得樸實、真實。我只是把原來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顛倒一下，連用床位號碼稱呼病人，我也保留下來了。（我有點奇怪，這不是有點像在監牢里嗎？）那幾個人……”
其中，巴老改頭換面的三個病人和一個醫生護士，實際都是跟他住在一個病室的病人。這些病人中，有好些因無醫療費和得不到醫院很好治療與看護，相繼死去。時過境遷，每當巴金想起那些人和事，怎會不難受啊！我們注意到，巴老在括號里的奇怪感覺，病室像一個監牢（筆者妄自揣測，巴金極力回避與第六病室里的人物雷同，卻又難以做到）。
如果能夠確認巴金對那個時期醫院的認識：病室像監牢。那么，他就無法擺脫契科夫的《第六病室》所要表達的寓意與意境對他的影響。筆者認為，契科夫已經把《第六病室》寫通透了，這一題材上要想超越契科夫，大約很難。再過上百年，會不會有人拿出一本叫響的“病室”作品，我保持懷疑。問題的癥結不在文章結構和文筆的運用上，而在蘊藏在“病室”背后的社會問題。如果就事論事，看病拿藥，住院打針，穿插一點花邊新聞，堆砌一點人性的東西，那就不用多說了，如今的文章多得很。
為此，巴老在小說里塑造一個好醫生的形象，就是幾次重生的楊木華醫生。巴老認為楊醫生在那樣的環境下無法生存，安排她死掉。他是這樣說的：“但是，像這樣一位醫生在當時那個社會，當時那個醫院里，怎么能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
他安排醫生在一次爆炸事故中死掉。后來，他又覺得一個人要被社會不良的大染缸染黑，也不容易，哪怕那個社會是多大的染缸，就又想著讓楊醫生復活。他對人物的把握上一直處于矛盾中。矛盾的癥結，正是無論把楊木華醫生安排為好人，還是壞人，都不能通過一個精心設計的環節，很好地展現一個社會和政體對人的關注與責任。
問題就出在這兒。要從中抽出內核加以提煉并轉化為文字，通過文字和語氣以及意境上的達意，對于“病室”類題材，一個負責人的有良知的作家，必得上升到與政治概念相關的體制。涉及到這類問題，要以嚴肅的態度付諸筆端，都將面臨同一個問題：要不要說，怎么說；說得對不對。
文革期間，巴金愛人患病在上海某醫院住院，他在病房里守護。再一次親歷了看病治病的過程。由此，他再一次無法理解，新舊社會在醫院里生出的種種怪現狀。他又想起了他的“第四病室”。恍然如夢，他不禁自問：“難道我是在做夢？難道我沒寫過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說？難道我寫的真實是假話？”
巴金一直在修改他的第四病室，過世前還在惦記這一回事。解放后幾十年，他一直都在領悟、參透這個人物。可以說，《第四病室》在他的小說系里是令他最不滿意而又沒法完成的一部作品。稍動一下腦子，我們不難明白，醫院作為一個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載體，僅僅是救死扶傷那么簡單？任何一個國家在醫療體制改革方面，一向十分謹慎。因而，要在一部小說里表現醫院存在的固有的諸多現狀，難免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因素。
巴金有顧慮，很有顧慮。從他對小說人物內心的探究，我們不難看出，作者采用了含蓄的低調的回避態度。難怪，韓寒要說老作家們領悟文件！
如上所述，巴老想要表述和提升這些諸多怪現狀的精神內核，卻又不得不回避那些敏感問題、焦點問題，當然就難以對楊木華醫生這個角色進行細分和準確定位，自然也就很難寫好“第四病室”了。
有人說關于性事方面的東西最難寫，我說“病室”類題材最難寫。一個醫院，一間房，一張床，反應的不僅僅是一個生病治病，救死扶傷，也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與責任，還涉及到社會、政體、經濟、人性、精神、死亡、靈魂，等等。其內容太復雜太豐富，而形式又較為簡單。如此，構建了一個難以表述的平臺。就好比說，一個女護士與一個男病號偷情，不像其它場景和工種所展現的內在那么單一。
一個作家在創作中刻意回避現實問題，難免讓自己陷入一種痛苦的思維怪圈，文章就會呈現一定的局限性。我瀏覽了兩三個作協會員的博客，他們不愿別人指出在他們身上存在這類問題。至于個別的，我看意在炒作自己，就不值一提了。
我讀過此次獲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兩部作品《金魚》和《烏拉尼亞》，他在揭示與回避現實問題的創作手法上，的確比中國作家高明許多，倒是“烏有”得可以。因此，我認為中國作家離諾貝爾文學大獎并不遠，只要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作家突破意念和反映問題的手法，諾貝爾獎伸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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