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級定格記憶的畫面作文
魯迅
少年的不幸，讓魯迅遭受了很大的心靈創傷，他到日本留學后，決定學醫，希望學成之后，可以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病，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但是，幻燈片事件卻改變了魯迅的初衷。魯迅決定棄醫從文。在日本時，他寫了很多深刻的文章，并和弟弟周作人還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但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落寞之際，魯迅本想去德國，但經不住母親的哀求和經濟上的壓力，他最終在29歲時選擇回國。回國后，他先在浙江紹興任教，后來在北京教育部任職，一個人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
這期間，正是中國社會最劇烈動蕩的時候，魯迅本應在此時大展拳腳，搖旗吶喊，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革命為幌子的政治秀后，他對于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始終以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他寧愿以收古董、抄碑貼、讀佛經的方式默默地打發時間，也不愿參與喧囂動蕩的社會現狀。然而，這種百無聊賴的清靜生活對心懷壯志的魯迅來說，也有著說不出的苦澀。
但是，一本雜志和一個青年卻打破了魯迅與世隔絕的生活，這本雜志就是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而這個青年就是《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
錢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好友，他在為雜志尋找優秀撰稿人的時候，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周作人很爽快，但魯迅卻遲遲不肯答應。錢玄同拿出了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勁頭，想方設法鼓動魯迅為《新青年》寫稿，但魯迅一直不為所動，直到兩人談到“鐵屋子”比喻時，魯迅的態度才有所改變。
魯迅不愿出山的原因很簡單：“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死了，然而從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但是錢玄同卻反駁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終于被說服，他寫出了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發表。自此之后他一發不可收，寫出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這一年的魯迅37歲，離他去世還有18年，但這短短的18年，卻是魯迅笑傲江湖、所向披靡的18年。
齊白石的“伯樂”陳師曾
在齊白石的朋友中，陳師曾是第一個真正讀懂齊白石畫的人，也是第一個誠心誠意推介齊白石畫的人，還是第一個讓世人看重齊白石的畫并改變了他的命運的人。
陳師曾何許人也?他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大哥，是20世紀初期的中國畫大家，也是在詩、書、畫理論方面頗有修養的學者。
齊白石和陳師曾相識于1917年，兩人一見如故，頗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齊白石生于1864年，大陳師曾12歲。他是湖南湘潭人，從一個木匠成為一位畫家，在家鄉一帶頗有名氣。齊白石40歲以后遍游全國各地，結識了許多藝術界名流，極大地開闊了眼界。他詩、書、畫、印樣樣精到，特別是水墨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原來就精于工筆草蟲，這時更長于大寫意的花卉翎毛，成為一位很有個性的大畫家。
這一年，齊白石為避家鄉匪亂，也為了藝術上的進一步發展，他第二次來到北平，住在法源寺內。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這樣記述與陳師曾相識和結交的過程：“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師曾能畫大寫意花卉，筆致矯健，氣派雄偉，在京城很負盛名。我在行篋中取出《借山圖卷》，請他鑒定，他說我的畫格是高的，但還有不夠精湛的地方。我們所見相同，友誼就愈來愈深。”
在與陳師曾相識之前，齊白石的畫雖然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但是并不為世人所看重。他的畫很少有人購買，其中原因，固然有畫技不夠精湛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有些人因為齊白石的木匠出身而瞧不起他。
齊白石曾對人提及一個自命科場出身的“名士”，他看不起齊白石的木匠出身，眉宇間總流露出倨傲的樣子，更瞧不起齊白石的作品，背地里說齊白石的畫粗野，題詩也不通，簡直是一無可取、一錢不值;他還說齊白石沒有書底子，畫出來的畫沒有書卷氣，俗不可耐，不能登大雅之堂。對于這樣的人，齊白石不予理睬，毀譽由之。他說：“畫好不好，詩通不通，誰比誰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評，何必爭一日之長短。”
然而站在他面前的陳師曾，不僅懂得他的畫，而且十分看重他的人格，這確實讓齊白石喜之不禁，感覺遇上了知音。陳師曾原來是從刻印知道齊白石的大名的，現在看到了他的《借山圖卷》(此為齊白石遠游時畫的作品)，讓他眼前一亮。雖然印章之“工”與繪畫之“拙”看似不同，卻各有各的妙趣，特別是齊白石的畫，絕非有人說的那樣“粗野”“不能登大雅之堂”，相反，他認為齊白石“畫格是高的”，是不同于別人的個性表現。世人之所以不看重他的畫，是因為大家還不了解他的畫，不懂得他的畫，是按傳統的眼光來看待他的畫的。
陳師曾勸他“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從此齊白石就把“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為終生的座右銘。盡管如此，齊白石的畫不為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賞，卻是明擺著的事實。他是靠賣畫生活的，而他的畫的價碼比一般畫家要低一半，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問津。 那么，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陳師曾幫他找到了一條路子，這就是他說的“自創風格”，即“自出新意，變通畫法”：既能保持自己原有的較高的畫格，不求媚世俗，又要對原來的畫法有所突破，求得更多人的理解和賞識。陳師曾還針對他的畫提出了具體的辦法。齊白石認真地考慮了他的意見，認為切中要害，很有道理。
經過琢磨和實踐，齊白石終于在60歲以后，自創了中國畫中“紅花綠葉”一派。這種用大筆寫意的畫法，有一種充沛的生活氣息和熱烈奔放的情緒，給人一種潑墨淋漓、氣勢雄逸的美感。齊白石的“衰年變法”，令更多的人對這位老人刮目相看。
陳師曾更加尊重他的這位摯友，只要有機會他就不忘介紹和宣傳齊白石，以便讓更多的人了解他。1922年，他攜帶自己和齊白石等人的作品東渡扶桑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展覽會上，日本人將他和齊白石的作品搶購一空，他倆的畫還被法國人選送到巴黎藝術博物館參展。齊白石的畫賣出的價碼也非常豐厚，一小幅畫就賣到一百元銀幣，二尺的畫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在當時國內連想都不敢想。經過在國外的參展和宣傳，齊白石和他的作品由此而聲名鵲起。他曾為此寫過一首詩自嘲：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夸。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后來的齊白石在國內今非昔比，原先門可羅雀，現在車水馬龍。
外國人買他畫的很多，琉璃廠的古董商求他的畫做生意，就連一些附庸風雅的人也紛紛請他作畫，從此他的賣畫生涯一天天興旺起來。最懂得朋友情誼的齊白石充滿深情地說：“師曾提攜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的。”
然而令齊白石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開始走紅的第二年即1923年，陳師曾永遠離開了他。這年夏天，陳師曾得知祖母病危，就急急忙忙地趕回南京探望。他素來孝順，在家親伺湯藥。祖母病逝后，陳師曾身體本來就不好，由于過分悲痛，加上天氣炎熱，他患上痢疾，竟于八月初七不治身亡，年僅48歲。 齊白石聞此噩耗，無異于晴天霹靂。他寫了一首挽聯寄托對這位英年早逝的摯友的哀思：三絕不多人，造物憐才，我未殺君天又忌;千秋匪易事，蓋棺定論，世當傳汝地難埋。
齊自石后來回憶說：“我失掉一個知己，心里頭覺得異常空虛，眼淚也就止不住流了下來。他對我的畫，指正的地方不少，我都聽從他的話，逐步地改變了。他也很虛心地采納了我的意見……可惜他只活了48歲，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此后，齊白石每看到陳師曾的畫，都免不了要題詩悼念。
陳師曾去了，但齊白石仍然沿著“自創風格、畫吾自畫”的路子，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最終成為世界級的藝術大師。
江姐
江姐剛拐進一條小巷，有人就追了出來。那人喊道：“江竹筠，是你呀!想不到在這里碰到你!”
“哦，是你!”江姐對身穿長衫頭戴禮帽的涂孝文說：“我打算過一會兒去找你呢!”
“碰巧了，就在這兒說吧!”涂孝文氣息有些急促，臉上的笑有些僵硬，正用手帕揩著額頭上的細密汗珠，像跑了一截兒路才追上江姐似的，可他沒對江姐說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的事，反而假惺惺地問江姐：“你這是去哪兒?”
“我正要通知其他同志馬上轉移，目前情況十分危急!”江姐焦慮地說道。
“我剛從楊虞裳、唐虛谷那里來，他們已經安全轉移了!”涂孝文說。
江姐的心“咯噔”一下：“你說你通知了他們，就在剛才?據可靠消息，他們已經被捕入獄了，你……你……撒謊，你一定做了對不起黨組織的事!叛變了黨組織，當了可恥叛徒了!”
“嘿嘿，我叛變了又怎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走吧，江竹筠，你這就跟我走一趟!”說完，涂孝文雙手擊掌兩聲，立即就有三名國民黨特務從后面屋墻旮旯躥了出來，手拿著槍兇神惡煞地對江竹筠大聲嚷道：“你跟老子走一遭吧!”江姐瞪了涂孝文一眼：“你這叛徒，不會有好下場的。”說完，江姐挺起了胸，昂起了頭，大義凜然地走在特務們前面……
江姐被捕后受盡了特務的折磨。
那天，江姐蘇醒過來后見在同一個牢房里關押的還有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那女人對江姐很好，自稱是楊虎城將軍的機要打字員。江姐處于昏迷的時候都是這女人在照顧著，一直陪在江姐身邊一口一個“江姐”地喊著，令江姐十分感動。倆人在獄中很快親熱得如姐妹一般了。
一天，那女人被特務們帶出牢房進行審問，到晚上才皮開肉綻地被送了回來，處于昏迷狀態，江姐看著她渾身的鞭傷，心痛萬分，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盡管這女人傷情比起自己一周前輕許多，但江姐著實也為她擔憂，忽然，江姐有所警覺，心想這女人既然是楊虎城將軍機要打字員，按理該單獨關押，自己也被特務列為共黨重要人物，理應被單獨關押，像許曉軒、陳然，都分別單獨關押的。為何特務要把我和她這樣的重要人物關押在同一間牢房里呢?這里面有問題。江姐懷疑眼前這個女人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安插進來的特務，以苦肉計來取信于她，從而套出她的心里話。這么一想，江姐就多了個心眼，事事處處提防著這個可能不是楊虎城將軍機要打字員的陌生女人。
就在那個女人蘇醒后的第二天，江姐突發奇想：如果眼前這女人真是狗特務的話，那就借此機會除掉涂孝文。江姐于是就對那女人說：“其實，為了讓涂孝文取得國民黨特務的信任，成為臥底，我們幾個愿意作出犧牲，這是我們與涂孝文共同導演的一場戲!”江姐的這番話讓那女人大吃了一驚。當下那女人突然嚷肚子痛，其實是向特務們發出有重要情報要匯報的暗號。特務立即把牢房門打開帶走了她，她馬上向徐遠舉邀功請賞去了。特務們全上當了，真以為涂孝文是假叛變，立馬就把涂孝文抓來審問。到傍晚時分，涂孝文已經過了輪番的酷刑，死后被抬放在壩子中央讓所有獄中的革命志士看，這是特務們殺一儆百的伎倆。看到借特務之手除掉了叛徒涂孝文，江姐高興得不得了。許曉軒、陳然猜想這一定是江姐借了特務之手除掉了涂孝文。除掉好呀，不然，川東地下黨組織將會損失更大!
江姐忠誠共產黨的事業，不屈不撓的英勇精神和除掉叛徒的心智，贏得了獄中所有革命志士的欽佩和愛戴。
回憶母親嚴鳳英
經典唱段“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無人不曉，但七仙女這個完美形象的創造者嚴鳳英卻并非盡人皆知。80年前的今天，嚴鳳英降生于安徽桐城羅家嶺，當年這個因唱戲為族人所不容而被迫離家的小女孩，后來竟然把黃梅戲從鄉野引入都市，把鄉間小調變成了全國聞名的大劇種，并成為公認的一代黃梅戲宗師，其38歲的傳奇人生也成為藝術界永恒的題材。
王小亞是嚴鳳英的大兒子。由于父親王冠亞年事已高，弟弟王小英在母親去世時年紀尚小，因此回憶起嚴鳳英，王小亞無疑是思路最為清晰的一個人。在安慶見到王小亞，是在一個有著難得暖陽的下午，曾經擔心小小年紀就經歷了與母親生離死別的他，談起媽媽會有些許的顧慮和障礙，但在和他聊天之后，卻發現這個50多歲的男人在經歷了如此之多的挫折和苦難之后，心中仍能灑滿陽光，很是讓人感動。
生活中媽媽的管教非常嚴格
從王冠亞以及嚴鳳英同事的回憶中不難看出，嚴鳳英是一個美麗、開朗、善良的女人，但在教育孩子時，她卻不是一個很隨和的媽媽。王小亞—開口就說：“媽媽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嚴厲的，她管教我們總是很嚴格，有一次我用粘了米飯粒的筷子去夾菜，當時就被媽媽把筷子打掉，后來手掌都被打腫了。”
嚴鳳英在藝術上是一個敢于創新的人，但在生活習慣上卻留有舊藝人的習氣。王小亞說：“印象中很少得到媽媽的表揚，但有一次家里來了客人，我給客人點了一根香煙，被媽媽大大地表揚了一番。結果我有些得意忘形，就拿著火柴玩，后來又是被媽媽一頓揍。總之，媽媽對我們很少表現出溺愛。”牛棚里媽媽用微笑鼓勵我和弟弟
嚴鳳英知名演員的身份，曾讓王小亞上小學的時候很有“光榮感”，并讓他被老師同學另眼相看。誰知隨著父母相繼被關進“牛棚”，一家人生活的重擔就落在了剛剛11歲的王小亞身上。“那時候，爸爸媽媽的工資都在我手里，我帶著弟弟小英每天做好飯之后，先到媽媽被關的牛棚那邊送飯，等著媽媽吃完飯之后再取了飯盒，到關爸爸的牛棚那邊送飯。那時候雖然每天都能見到媽媽，但我們被專人看管互相并不能說話，媽媽就每天朝我和弟弟笑一下，算是鼓勵我們。當然那時候，有人怕受我們牽連躲著我們，但也有人偷偷地幫我們，塞給我們一些咸菜。”
記得媽媽自殺當晚的每一個細節
媽媽自殺那晚的情景對于當時只有十幾歲的王小亞來說無疑是殘酷的記憶。“那天距離4月13日——我媽媽38歲的生日還差5天，也就是4月7日晚上的11點，我記得4月6日的《安徽日報》上刊載了‘揪出反對偉大旗手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嚴鳳英’的文章，4月7日我媽媽整整一天都在家里寫材料，這篇文章對她的打擊很大。如果承認了自己是現行反革命，那么就會牽連我們這些小孩子，之前對我媽媽的批斗一直都很嚴厲。后來我們長大了，回想起來，那天晚上她肯定是怕寫了材料之后，對我們的影響太大，所以最終選擇服農藥自殺。”
“開始是爸爸發現媽媽不對勁，讓我去大醫院里找醫生，后來爸爸還借來了板車想送媽媽去醫院，但這時候軍代表來了。大夫說要給我媽媽喝碗糖水，軍代表不同意，就在床頭批判了半個多小時，拖延了我媽媽的搶救時間。軍代表還說她是‘活該!’‘你想自絕于人民!’后來送到醫院就開始洗胃，但已經沒有血壓和脈搏了，凌晨4點我媽媽就沒有呼吸了。”
即使這樣，嚴鳳英也沒有被輕易放過。她的尸體被解剖，胃和腸子都留在了醫院作為證據，因為據說她在體內隱藏了給國民黨送情報的發報機。“后來，我和爸爸走了很遠的路，把媽媽埋了，那時候弟弟太小了，所以沒有讓他去。”
嚴鳳英走后，王冠亞的情緒一直起伏不定。王小亞說：“記得有一天半夜，爸爸突然說‘你看你媽媽還活著哎……’我知道爸爸有點出現幻覺了，那時候沒有任何人敢同情我們。”
成人后才知和弟弟是同母異父
王小亞和王小英兄弟的名字，各取了父母“王冠亞”和“嚴鳳英”名字中的最后一個字，但在嚴鳳英生前以及她去世后的很多年，王小亞都不知道“王冠亞”并非他的親生父親，他的生父是王兆乾——一位儺戲研究專家。
“爸爸媽媽對我一直都保護得很好，王冠亞爸爸對我也一直像親生父親一樣，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一直到了‘文革’后期，我由于受媽媽的影響，工作很多年一直也沒有解決正式編制，只能領到一點點生活費，那時候我們全家也需要幫助嘛，王冠亞爸爸就讓我去找我的親生父親壬兆乾。王兆乾爸爸后來也還是給了我很多的幫助，一直到他老人家前幾年去世，我們相處的關系還是蠻好的。”
嚴鳳英一生中和三個男人有過感情糾葛。在王小亞眼中，“媽媽最愛的是我的親生父親王兆乾，因為愛之深，所以恨之切。恨他的程度到了不許他再見我。聽說那時候王兆乾爸爸曾偷偷來看過我，但媽媽不許我們相見。后來王兆乾爸爸跟我說，最不喜歡媽媽的地方就是她‘賭博、濫交’。所謂的‘濫交’其實就是媽媽那時候準備跟王兆乾爸爸結婚了，而且已經被領導認可了，可還沒領結婚證。但有一次媽媽去南京演出，想去拜訪一下她的第一任丈夫，同時也是對她有恩的甘律之，但爸爸不同意她去。后來媽媽還是偷偷去了，爸爸發現之后就到甘家大院門口等著，看到媽媽出來，媽媽還介紹甘律之和爸爸認識，但爸爸特別生氣就打了媽媽。媽媽是個特別要強的人嘛，兩個人性格都太強了，也就此分開了。”媽媽平反那天我痛快地大哭一場
雖然經歷了太多的事，但王小亞的性格依然很開朗，他說：“我的性格隨了媽媽，原來我也喜歡唱戲、畫畫、小提琴，愛好很廣泛的，但現在嗓子不好了，就改幕后了，我是國家一級作曲指揮。這些年，我也想開了，不恨那些曾經害過我媽媽的人了，只是不能回到媽媽原來的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和他們共事。”
“1978年5月23日，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媽媽平反的日子!這一天承認嚴鳳英是一個表演藝術家，以前對她的所有立案都是不實之詞。那天的平反大會上，我當著那么多人的面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因為那些年我們連懷念媽媽都是默默地在心里面，不曾流露。平反后，我的身份和工作也解決了，當初那些害過我媽媽的人有的反過來找我說當初是背地里如何幫助她的，我都不忍心揭穿他們了。所以我就留在了安慶市黃梅戲一團。”
這么多年以來，王小亞和王小英一直是關系非常好的“親兄弟”，和王冠亞也情同親生父子。“我經常去看我父親(王冠亞)。媽媽平反以后，這些年我和弟弟也勸過他再婚，但他說‘我到哪去找你媽媽這樣的人呢!’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性格就是一攤溫水，我從未見到爸爸媽媽吵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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