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農村作文600字
【十八屆四中全會專家解讀一：建立文化法治體系、依法管理文化是文化強國的基礎】
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祁述裕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文化領域的法治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領域的法治建設有了長足的進展。但與其他領域相比還很滯后，文化法制體系不健全的問題十分突出。建立中國特色文化法治體系、依法管理文化十分緊迫。
我國文化法治建設的問題有：
第一，立法盲點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僅頒布了3部法律，分別是著作權法、文化遺產保護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其中，著作權法不僅僅針對文化領域，也涉及其他領域。我國文化領域還存在許多立法盲點。許多早該通過立法規范的領域，目前都還是空白。立法滯后，不利于文化建設。如在新聞報道方面，因缺少《新聞法》，對采訪權、報道權與拒絕采訪權、拒絕報道權、采訪范圍和隱私范圍等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還有一些由高科技孕育產生的如手機短信、網絡視聽點播等等新興領域也沒有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進行制約和規范。
我國立法盲點多也表現在具體行業立法缺失上。以廣播電視業為例。美國廣播電視業出臺了《聯邦通信法》、《公共電視法》、《美國有線電視法》、《兒童電視法》、《廣播電視反低俗內容強制法 》等眾多相關法律。我國目前尚無一部相關法律出臺。
第二，層級低，權威性、穩定性不強。目前，我國文化管理主要是以國務院發布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為依據。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有制定較為快捷等優點。但也存在層級低等問題。如電影管理、廣播電視管理、演藝業管理等，本來應該通過立法提供依據的，現在只有管理體例，影響了管理的規范性和權威性和穩定性。以公共文化服務為例。2007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指導意見。這個指導意見對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該意見主要是為“十一五”時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而制定的，具有明顯的時效性。同時，由于文件制定主要是為了完成某項任務，缺乏周密的研究。公共文化服務的內涵、公共文化服務的責任主體等一些基本問題還不夠明確，也缺少法律依據，這給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帶來了困難。
第三，部門色彩濃。部門規章往往總是習慣于維護部門利益。在制定法規時往往從本部門的自身利益出發，為本部門設定各種審批權、管理權、處罰權，不利于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比如，出版業、電影業、廣電業對民間資本所設的種種限制，演藝業、電影業對外資進入我國文化市場的種種限制。都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等管理模式的對外開放新要求不相符合。但要調整這些規定卻很難，相關部門會找出種種理由維護其合法性。其實實質問題是部門利益。
第四，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缺乏協調性、系統性。政出多門，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在實施中的相互矛盾、推諉扯皮、以及多頭審批、多頭執法和交叉處罰等等現象是有發生，損害了法律應有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前幾年發生的文化部與原新聞出版總署圍繞一款網絡游戲——魔獸世界的審批問題所發生的公開相互職責，此事甚至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充分暴露了我國文化管理中法規不彰、政出多門的嚴重弊端。
文化領域的法治建設滯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文化領域存在著輕視、乃至排斥法治的傾向。一些人認為，文化產品具有意識形態屬性。依法管理不適合意識形態管理，意識形態管理主要靠政策調節。這種過于夸大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屬性的認識，把意識形態屬性與依法管理對立的看法，是文化法治建設的一大障礙。
今后一段時間，文化領域的法治建設重點應包括：
第一，加快文化立法，做到立法先行。應加緊啟動或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演出法、出版法、電影法、新聞法、圖書館法、博物館法、文化市場管理法等文化立法工作。
第二，立法先行，規范文化建設。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欠缺。以文化產業為例。2000年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文化產業概念，并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從2000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支持文化產業的文件不斷發布。但由于沒有出臺相應的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律文件，黨委、政府、市場、社會的邊界并不清晰，文化產業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缺乏權威的法律依據。僅有的與文化產業相關的法律文件只有著作權法。而韓國政府與我國政府幾乎同時提出要扶持文化產業。與我國不同的是，韓國是立法先行，出臺和修改完善了許多相關法律，構筑了完善的文化產業法律支撐體系。
第三，文化立法建設與憲法和黨的規章相統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加強文化法治建設，很重要的一點是應注意文化立法與憲法的統一。比如，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我國公民有出版的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圖書、期刊出版仍是國有文化單位的專利。應根據憲法規定，首先放開對民間資本在非時政類出版物的限制，進一步搞活文化市場。
加強文化法治建設還須解決與黨的規章相統一問題。我國實行的是黨委宣傳系統領導文化系統的管理體制。因此，黨的規章與法律和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相統一的問題十分重要。2013年11月27日發布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綱要》提出，“憲法為上，黨章為本。以憲法為遵循，保證黨內法規體現憲法和法律的精神和要求，保證黨內法規制度體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內在統一，確保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這為黨的規章與法律法規相統一指明了方向。
【十八屆四中全會專家解讀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制度紅利”】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時紅秀
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決定國富國窮的主要因素，并非自然資源的多少，甚至也非資本、技術(它們本身是發展的表現而非原因)，而在于制度規則。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對人類分工不斷深化起支持作用的交易秩序的不斷擴展。一個運行有效的現代市場經濟需要同樣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現代法治政府和現代法治社會作為制度支撐。缺乏良好的制度規則，或者良好的制度規則得不到實施，市場就不可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到階段，一方面，人口、資源和環境等稟賦形成的約束越來越嚴重，由現有要素供給格局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難以支撐持續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人們無論是投資興業還是日常社會交往，對于改善法治環境的訴求日益強烈。中國社會已經不缺資金，不缺乏人力，甚至不缺技術研發條件，亟待解決的是制度規則的優化、完善問題，是使已有的制度設施能夠有效運轉的問題。
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2014年營商環境報告》，對189個經濟體進行了橫向和縱向比較，集中展現了全球范圍內的監管法規情況，其中包括：開辦企業、許可施工、接入電力、登記財產、獲得信貸、保護投資、交納稅費、跨境營業、執行合同、解決破產和雇用工人等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的11個環節。數據表明，企業營商環境與一個經濟體的發達程度和增長速度高度相關。以2013年中期數據分析，在189個經濟體中，中國總排名為第96，其中開設企業方面排在158名，就是因為各種各樣的政府管制和壁壘;企業申請建筑許可排名更糟：位居第185;投資保護第98位(美國第6，日本第16，印度第34)。在合同履行方面，在廣州平均需要120天、經歷36個程序、花費占標物價值的9.7%，而在蘭州則平均需要440天、經歷31個程度、花費占標的物價值的29.2%。再如辦理破產，中國排名第78位，需要周期1.7年，支付成本達人均收入的22%，最終回收率僅為36%，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支付成本僅為人均收入的9%，最終回收率卻達70.6%。可見，中國經濟要取得持續速度發展，制度改進的潛力巨大。正如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的，在我國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具備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建設成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總之把我們的所有制度法規都“搞對”，則可以真正“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我們說，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部署，可為今后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巨大的制度上的“紅利”。
【十八屆四中全會專家解讀三：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是黨和法治關系】
國家行政學院專家 許耀桐
實行法治究竟需要不需要黨的領導，有了黨的領導還需要法治嗎，這樣的有關黨和法治關系的問題，是依法治國無法回避的問題。主席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黨和法治的關系做出了科學的揭示和闡釋。
1.領導關系
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因為這樣，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已經明確指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由此可見，黨和法治的關系，首先是領導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我國，憲法和法律的產生離不開黨的領導，必須肯定黨對憲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領導作用。肯定黨對法律制定和法治的領導作用，就是強調黨所承擔的神圣職責。沒有黨的領導，不可能有國家的法律體系和法治，黨始終肩負著領導法律制定和實行法治的重任。
2.一致關系
確立黨對法治的領導地位，并不是要把黨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凌駕于法治之上，把法治簡單地當成可有可無的工具手段，用則用之、不用則棄之，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強調在黨和法治之間，兩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關系。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黨的領導和法治在本質上是一致性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乃至其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正如歷史唯物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實際上是這個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執政黨、治理者意志和力量的體現。
3.包容關系
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闡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體系已被納入法治體系之內，成為五大體系之一。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法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的國家法律是相互包容的關系。黨規黨法成為國家法治體系的一部分了，要加大建設力度。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實現在建黨100年周時，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轉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4.遵守關系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一定要“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這就形成了遵守關系。十八大以來，主席也多次指出，“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他還指出，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為了貫徹落實主席這些講話的精神實質，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
5.管治關系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內法規 “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黨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中國共產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它也處在法治的環境中，因此，黨也要接受法律的管治，首先是接受自己制定的黨內法規的管治。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可以說，黨既接受黨內法規管治，其實也包含了接受國家法律管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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