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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錢鐘書伊索寓言的最后瞬間
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詳細報道錢鐘書先生的任務。
我即與錢先生生前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辦聯系。這個時間根本找不到人。我趕緊呼平時聯系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孫海泉的同志回的電話。
他說：“唉呀，你快來吧，我們也正在商量這兩天請新華社和人民**發一個弘揚錢鐘書精神的長篇通訊呢。你打個車來，一點半就要向遺體告別了。”最后一句話很重要!我一看表，這時已經一點了。我馬上趕到北京醫院告別室。門口有幾個港臺記者被攔住了，不讓進。看樣子，國內記者就我一人。這很可能是一次獨家報道。
孫海泉說：“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訪很困難，楊絳不同意采訪。”錢鐘書要求喪事從簡，現場沒有挽聯，沒放哀樂，也沒有幾個前來告別的人。錢先生的外孫在忙著拍照；還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和幾個工作人員。幾分鐘后，李鐵映來了，然后楊絳也來了。他們說了一些話。我想采訪楊絳，哪怕請她說一句話，但是這時已經沒有時間了，而且看樣子對方的心情也不允許。我問了一下殯儀工有關情況。這位姓劉的大爺談了對錢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這么一個名人，寫了很多書，他看過電視劇《圍城》。
名人的后事辦得這么簡單，很少見，他很感動。作為一個普通百姓，能說出這么一些關于一位大學者的肺腑之言，我覺得很有價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細觀察，包括靈堂陳設，錢先生的形象，人們的神態動作，尤其是楊絳的一舉一動。兩點鐘，一輛豐田旅行車載著錢先生的靈柩出發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著去，他們同意了，并讓我搭乘王忍之的車。在去八寶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來，他語氣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摯。
王忍之談到了他來社科院四年中，與錢鐘書的交往和印象。他說他自己沒有水平評價錢先生的學術，但錢鐘書的確是一個淡泊、親切、不求名利的人。他還談到了錢鐘書的一些情況，錢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個星期前才出現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的身份來的。他說，他是以錢先生朋友的身份來的。惟其如此，楊絳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來，的確不容易。后來聽說，錢鐘書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聞單位要求采訪的電話，新聞發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沒有消息”。
王忍之說話時，我沒有記筆記，而是把一切記在腦子里。一邊談，我一邊注意前面的靈車。能看見司機后面楊絳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終沒有回頭看躺在身后的錢鐘書。
一路上，車子也跟任何一輛普通車一樣，遇到紅燈就停下來等待，車速只比其他車稍慢一點，沒有市民注意這輛車。
我們后面，跟著港臺記者的一輛車。在北京醫院，他們雖然沒能進去，但在馬路對面，用長焦鏡頭對現場作了拍攝。李鐵映來，楊絳來，王忍之來，他們都看在眼里。
看著他們的車，我心里想，作為新華社記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聞報道出去，并且報道好。
采訪受阻
車子開了40分鐘，到八寶山。火化的事情沒有對錢鐘書的同學、朋友、學生發任何通知。來送行的，除了親屬，其他人大都是打聽到消息后自發來的。這中間有人民**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稟報”，通過傳話，才“放”進靈堂來的。
錢鐘書的遺囑說，只希望二三親屬送行。不過，在場的還是超過了20人。到八寶山來的，還有胡繩，中宣部副部長白克明。
現場沒有看見港臺記者。我想他們一定被堅固地封鎖在外面了。國內記者好像也沒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錢鐘書的主治醫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為他治病，剛才一直攙扶著楊絳。
我說：“聽說您是錢先生的醫生。”
她說：“是。但我今天是以錢先生的朋友的身份來的。”又反問我是做什么的。
我說我是新華社的。她臉色微變，徑直走到一個剃著平頭的彪形大漢面前，說：“他是記者。”那人也不客氣，連搡帶推把我拽到靈堂外面。
他審視著我說：“你來干什么?”
我說：“我是新華社記者，我來采訪的。”
他嚴厲地說：“什么記者也不行。你們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場合。
今天不讓采訪。你馬上走!”
說著堵在門口。又上來另一個人往外推我。
這時，我看見社科院辦公廳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來解了圍。
但采訪楊絳的企圖卻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讓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記錄在腦海里。
近年來，包括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在內的多家新聞媒體曾試圖采訪錢鐘書和楊絳，但都被拒絕了。
火化還要等一會兒。現場很感人。楊絳兩次從座位上起來，扶著棺沿細細打量丈夫。神態和身體語言都耐人尋味。
楊絳的堅強留給在場的人很深的印象。錢鐘書和楊絳惟一的女兒去年也去世了。
還有胡繩，他和楊絳默默坐在一起，兩個顯得十分衰老的人，無言地讓人們拍照。這些，都是比談話更感人的細節。但因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沒有能寫進去。
在報道中，我沒有提胡繩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銜，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學術大師”。
后來我只跟錢鐘書的一位“學生的學生”聊了一小會。她也很煩記者的樣子。這些人都繼承了錢先生的品行，不愿與媒體打交道，并以沉默來維護錢先生最
后的片刻安靜。
火化時，大家都到了爐邊。這時，胡繩、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工人先把放在錢鐘書頭邊的幾張發票一樣的單子拿起來看了看，大概是確認一下。然后把棺槨停在一邊，先打開爐道，從里面拉出前面剛燒過的一具尸體，把骨灰鏟進一個筐里，然后叫大家退后，他則用一塊白布使勁撲打尸床上的余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來，并開始抱怨。我注意觀察楊絳，發現她沒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著工人干活。有人一直扶著她。
然后輪到錢鐘書了。爐門關上時，我真切地感到了兩個世界的分界線。
楊絳沒有看火化爐。她站著不動。有人要讓她坐下，她堅決不坐。
有人要她離開，說車準備好了。她說：“不，我要再站兩分鐘。”她沒有掉一滴眼淚。
爭取發稿
楊絳和親屬離開后，崔智友過來對我說：“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發稿了。楊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聽急了，不發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說：“必須得發。否則，就沒有人記錄錢先生這最后的時刻了。”交涉了好一會兒，他最后才答應讓我寫一個“簡單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與錢先生的女婿楊偉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寧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輛車。路上，他們剛開始也不同意采訪，說遺囑都說好了，不希望渲染，他們不能“承擔責任”。我便說我是惟一的記者，報道錢先生這最后的時刻，是新華社記者的任務和職責。
我說：“有千千萬萬人在關心錢先生。我們尊重錢先生淡泊不爭、不求名利的品格，但畢竟，錢鐘書這個名字已屬于全社會。他是虛懷無私的人。為什么不可以報道呢?”
他們才小心謹慎地講了一些錢鐘書逝世前后的事情，以及對他的評價。尤其是轉述了楊絳的一些話。他們其實也希望錢先生的做人和治學風格能影響到整個社會。但他們說，消息越短越好，并且千萬不要提到他們。
但這些對于今天的報道來說，已經足夠了。我回去后，趕快寫了一篇國內消息一篇對外消息，并送審。楊絳一定要看。據說是做了很多說服工作，她才同意報道。另外，我還寫了一篇特寫稿對海外播發了。
我決定在錢鐘書火化的報道中，不發一句議論，全用白描。這倒并不是出于一定要把行文風格與錢鐘書后事從簡的實際相配合。我只是一個冷靜、客觀、注重細節與活生生的現場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后的人、每一個，都能從我的新聞中看到他們想要知道的關于錢先生的東西。讓時間和讀者去詮釋吧。
第二天，幾乎所有報紙都采用了我寫的消息。崔智友后來對我說：“你成了目睹這一歷史時刻的惟一的記者。”但我卻感觸良多，也有許多遺憾。如果不是竭力爭取，這篇新聞可能就發不出來了。長期從事新華社對外報道養成的一種敬業心和新聞敏感，使我在參加錢鐘書遺體告別儀式時自始自終強烈地意識到，我必須成為這一歷史事件的忠實記錄者。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我不能讓歷史在我的筆端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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