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辛棄疾歸隱時期的陶淵明情結

時間：2025-09-02 02:28:19 陶淵明

論辛棄疾歸隱時期的陶淵明情結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濟南市歷城區遙墻鎮四鳳閘村)人，中國南宋豪放派詞人，人稱詞中之龍，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并稱“濟南二安”。辛棄疾生于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追贈少師，謚忠敏。有詞集《稼軒長短句》，現存詞600多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戰斗精神是他詞的基本思想內容。著名詞作《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滿江紅(家住江南)》、《沁園春》(杯汝來前)、《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等。其詞藝術風格多樣，以豪放為主，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其詞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由于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后被彈劾落職，退隱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棄疾逝世，年68歲。

論辛棄疾歸隱時期的陶淵明情結

　　【陶淵明】東晉時著名詩人。因其詩作主要在田園領域且成就頗高，故被后人奉為“田園鼻祖”。陶淵明曾入仕，做過江州祭酒、彭澤令一類的小官，也曾懷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極大政治熱情，但終因“不為五斗米折腰”，主動辭官，歸隱田園。陶淵明為人景仰，起初只是因為他是一個高潔的隱士，他的躬耕道路和平淡詩風并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陶淵明真正被推崇是在宋代。宋人認為“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當時的文壇巨子蘇軾、黃庭堅、陸游等，更是以陶詩為詩之最佳。蘇軾曾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生活在這樣一個推崇陶淵明的時代，辛棄疾受到陶的影響是理所當然的。陶淵明在作品中實現了道家追求“自然”，玄學推崇“平淡”的美學理想，以道家知足寡欲、樂天安命、自然無為的思想掙脫苦悶，創造出寧靜、平和的物我交融之境。同樣，“自愧淵明”卻又屢屢言之的辛棄疾，也對陶淵明表示出極大的認同，詞作中流露出濃郁的陶淵明情結。據統計，辛詞中涉及陶淵明的有92首142次，而且絕大部分創作于他歸隱期間。

　　辛棄疾是南宋真正的主戰派，平生極為佩服繼承父兄霸業，稱雄江東，北拒曹操的吳主孫權。深為羨慕“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宋武帝劉裕。然而在他南歸之后，不受重用，屢遭猜忌。雖曾四任帥臣，三為運使，卻是七年九遷。并遭臺諫之臣指責為“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宋史·辛棄疾傳》從此罷歸帶湖，后曾短暫復出，但很快又被罷官，退隱瓢泉。雖六十四歲時最后出山，卻一如往昔，很快罷官。后于1207年走完了他悲劇的一生。

　　辛棄疾的陶淵明情結主要體現在閑居帶湖和退隱瓢泉時期。

　　一、閑居帶湖時的表象認同

　　辛棄疾被罷閑居在帶湖，共十年。這一段歲月，辛棄疾心情十分矛盾，雖遭人彈劾，深感懷才不遇，壯志難酬，心中之氣郁結難平，但還是深信自己不日必將受到朝廷重用，立馬橫刀，馳騁中原。所以這一時期，辛棄疾聊以自慰的是儒家傳統的進退取舍思想。“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荀子·儒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下》)。雖然辛棄疾對“舍”、“窮”表示認同，但“用”、“通”、“達”思想卻一直潛于內心，表面的退舍思想中隱藏著一顆矢志報國、建功立業的熱心。

　　由于畢竟歸隱山野，又非本愿，為排解愁緒，表達高潔志向，所以在這一時期，辛棄疾的生活、創作都表示出對陶淵明的推崇——過著平和的歸隱生活，創作富有田園特色的詞作。但如果稍加分析便會發現，辛棄疾對陶淵明歸隱精神的理解是偏頗的，有悖于陶淵明的本心。且看辛棄疾閑居帶湖時期的詞句：“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今宵依舊醉中行。試尋殘菊處，中路候淵明。”(《臨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賀新郎·把酒長亭說》)。細分析，辛棄疾這一時期詞作還僅停留在對陶淵明的表象認識上。所以提及陶淵明總是不忘酒與菊，從而進入到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士風流中去。“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從中可知辛棄疾此時眼中的陶淵明僅是一個“好為梁父吟，靜待隆中對”的假隱士。表面種菊、喝酒、寫詩、醉臥田園醒對青山、率意而為，怡然自樂。但實際上還是存有一顆入仕之心，靜觀態勢，等待時機，重入仕途。且看他的一首詞：《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濟心事，古今長在，高山流水。富貴他年，直繞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辛棄疾的這種認識也好像很有道理，因為陶淵明確有過這樣一個時期，辭去彭澤令之前，他不斷搖擺于官僚與隱士兩種角色之間，隱居時想入仕，入仕后想隱居，想光耀門庭，又不想屈服于他人。但陶淵明真正歸隱田園，熱衷躬耕，進而創作大量田園詩成為“田園鼻祖”，并不是這一時期，而是與官府徹底斷絕關系，辭去彭澤令之后，陶淵明真正受人推崇的也是歸隱田園后的高潔人格和反映田園風光的詩作。辛棄疾閑居帶湖時認同陶淵明辭去彭澤令之前的思想，并沒有領悟到陶淵明精神內質和精髓。

　　二、退隱瓢泉時認識的深刻

　　十年帶湖閑居之后，辛棄疾終于如愿以償，重新出山。但重返官場的時光依舊那么短暫。辛棄疾拖著疲憊的身軀不得不再次退隱，來到瓢泉。經過又一次的打擊，辛棄疾那種報國熱情平和了很多。儒家窮則獨善、簞瓢自樂的觀念已無法撫平其心靈的創傷，失去了希望的辛棄疾此時更多雜糅了一些道家泯是非、等貴賤、一死生的思想觀念。在這一時期，辛棄疾對心中理想楷模陶淵明的認識也深刻多了。且看他在瓢泉時期涉及陶淵明的詞句：“須信采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念奴嬌·重九席上》);“一見蕭然音韻古，想東籬、醉臥參差是。”(《賀新郎·鳥倦飛還矣》);“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味，江東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賀新郎·甚矣吾衰矣》)。詞中陶淵明形象與帶湖時相比發生了極大變化，他此時認同的陶淵明并非拋棄名利之追逐、歸耕田園之行為本身，而是行為背后的率性而為、順應自然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寫道：“往昔曾論，淵明勝似臥龍些。算從來，人生行樂，休更說，日飲亡何。”(《玉蝴蝶·貴賤偶然》)再也不是飲酒種菊之臥龍，代之以“歲晚凄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賀新郎》)從這一系列改變中可以得知，歷經短暫復出之后，重又隱居瓢泉的辛棄疾再也不復當年之意氣風發，在此次重出中他終于領悟到南宋朝廷政治派系斗爭奧妙之所在，于是支持他奮斗半生的精神支柱突然倒塌，從此心灰意冷，不得不借助老莊來掩飾內心之悲愴，為平復內心之悲痛，他將眼光放向前賢，對處于同樣境遇的陶淵明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從這位異代知己身上尋找一種精神，從而更為堅強的活下去。

　　確實，瓢泉之辛棄疾與辭彭澤令之后的陶淵明心態和處境極為相似。兩人之前都于隱與仕之間徘徊，而此時終于下定決心，不再過問功名事，從此隱居度余生。他們的理想皆已破滅，對前景心灰意冷。如此相同的情形，也就難怪辛棄疾有如此濃厚的陶淵明情結了。他此時將陶淵明的兩大精神支柱———安貧樂道和崇尚自然，納為己用，調節了他人生觀中進與退的沖突，緩和了他面對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也正是他這一時期詞作風格由豪邁轉為平淡自然的原因所在。

　　辛棄疾對陶淵明思想的領悟是比較深刻的，詞風也深受陶淵明田園詩風的影響。但辛棄疾畢竟不同于陶淵明，陶淵明的真隱境界，辛棄疾并沒有完全達到。陶淵明歸隱之后，是將自己完全融入淳樸的田園生活之中，樂于躬耕，親近農民，安于貧困，放棄任何入仕機會。據載，朋友檀道濟做江州刺史去看望陶淵明，勸他在劉宋朝內做官時，陶淵明盡管常吃不飽飯，已餓得幾天起不來床，也還是把檀道濟送的糧、肉等扔出屋去。所以陶淵明安于田園是純粹的，不帶任何雜念的。正因如此，他才寫出了反映田園生活的名篇佳作。因為親自參與田園生活，親歷農村凋敝、民生疾苦的現實，所以，詩中不時展現田園生活的寧靜中所包含的寒餒、辛勞以及遭受租稅剝削的痛苦，這也成為后來田園詩人筆下屢見不鮮的主題。辛棄疾的歸隱表面看也是真心，但從辛棄疾自身來講，如果真有召他重返仕途報效國家之機，他將會義無反顧，離開山野。所以他的退隱并不純粹，這和陶淵明的真隱是不同的。再有，辛棄疾的田園詞作沒有真正反映田園生活的辛勞，他只是田園生活的旁觀者，與實際田園還保持一定距離。陶淵明“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辛棄疾卻能建豪華住宅;陶淵明“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辛棄疾卻“夜來依舊管弦聲”、“兩行紅袖爭扶。”這就使辛棄疾缺少陶淵明作為一個農民的艱辛與快樂，其審美情趣也因此帶有較多的士大夫文人氣息。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辛棄疾田園詞的現有面貌：清新歡快，色調明朗，帶有濃郁的牧歌情調。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棄疾雖然與陶淵明的思想、創作有相異之處，但依然有著濃郁的陶淵明情結。他深受陶淵明思想品格、生活情趣等影響。同時以自己獨特的人格魅力豐富和發展了陶淵明，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全新的陶淵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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