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色彩研究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先秦時代稱為“詩”或“詩三百”，孔子加以了整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尊“詩”為經典，定名為《詩經》。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詩經》的色彩研究，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詩經》涉及的色彩種類繁多，異彩紛呈。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詩經》中色彩眾多，如描述紅色的詞有“赤”、“赪”、“赫”、“赭”、“煒”、“璊”、“朱”、“丹”等，這些色彩因為程度深淺而被區分開來，也有因附著物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名稱，同是白色，“素”、“縞”多用于指絲帛服飾，“皦”、“皎”用于描述日月之光，“瑳”、“皙”多指容貌。色彩分類如此詳盡，豐富了古代色彩詞匯，也體現了《詩經》時代的人們對色彩關注的認真態度。
一、《詩經》色彩話語揭示出對美的認同和自覺追求
作為農業文明古國，自然地理環境為先民們提供了物質生活資料和審美觀照對象，當他們向周圍伸出觸角，去感知，去體驗自然環境的同時，不同的自然環境又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給予主體心靈新的刺激，從而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可以說，對美的自為自在的追求，自古至今，從不間斷。
(1)用色彩渲染人物的容貌儀止
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自然美是客觀存在的，它需要一雙美的眼睛去發現它，《詩經》時代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了這種美，并運用想象、聯想等思維特征，使客體與主體相融合，對美的認識做了很好的把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灼灼”：花鮮艷盛開的樣子，“華”同“花”。這是一首新婚祝賀詩，詩人看到春天柔嫩繁盛的桃枝和鮮艷怒放的桃花，聯想到新娘的年青貌美。這種美是熾熱的，奔放的，詩人以鮮紅奪目的色彩形式的描摹，給人醒目的感覺，印象深刻，姚際恒《詩經通論》中說：“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后世作品中出現的“人面桃花相映紅”，人花互相映襯，人更添一份別樣的姿色。宗白華說：“在美學思想發展的最初階段，中國重形象，西方重理性。”但《詩經》對物象的選擇，不是簡單的堆徹和羅列，也不是對這些物象的名稱和性能作簡單介紹，而是在篩選過程中，運用想象，象征，比喻等思維方式對物象特征進行的一次對照和黏合，是詩人為了情感表達，寄托情思有意識進行的選擇。
(2)植物染料凸顯審美情趣
孫作云先生統計，《詩經》中的植物染料有三種：一，菉草，通做“綠”，可以染綠;二，藍草，即靛草，可以染青(藍青色);三，茹藘，即茜草，可以染紅。《小雅.采綠》：“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鄭箋》：“藍，染草也。”《毛詩正義》：“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綠，即菉也。程俊英《詩經譯注》：“綠，草名，即藎草，可以染黃。”《說文》云：“‘戾’，草也，可以染留黃。”“菉”一音“戾”，“留黃”即“綠”。朱熹《詩集傳》：“綠，王芻也。”明方以智《通雅》云：“古者供草入染人(官名)，故謂之‘王芻’。”《鄭風.東門之墠》：“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毛傳》：“茹藘，茅蒐也。”馬瑞辰《詩經傳箋通釋》：“茹藘，染草也。”《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程俊英《詩經通釋》：“茹藘，茜草。其根可作紅色染料。”《鄭風.出其東門》：“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毛傳》：“茹藘之染女服也。”《鄭箋》：“茅蒐染巾也。”白色的衣服，配上鮮紅的頭巾，光彩奪目，十分好看。植物染料改變了單一的服飾色彩，由一種或幾種顏色調和成更為復雜的顏色，獲得了視覺美感，提高了審美情趣。
二、《詩經》色彩話語體現了生存環境的優美適宜
《詩經》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的，物質上，包括人自身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賜予的，人依存于自然。精神上，甚至人的一切藝術活動，也都依賴于自然。《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箕。”陸機《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淇，水名。”“奧”：澳或隩的借字，水岸深曲處。“猗猗”，美盛的樣子。河岸曲折之處淇水流過，青青綠竹迎風婀娜，營造出靜謐幽清的境界，詩句不加點綴，而以自然描摹，從遠及近，有動有靜，一副愜意之景映入眼簾。
三、《詩經》色彩話語折射下的禮儀、典章制度
(1)白茅作為祭品的襯墊物
茅，又稱白茅、茅草、茅菅等。茅草有韌性，可苫屋、搓繩。茅針、茅葉和白色地下根莖可供藥用。初生的茅根，潔凈白嫩，祭祀便取其潔白柔順之意。茅在古代祭祀中主要用作祭品的襯墊物，以凸顯其圣潔莊重的氛圍。《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古時，狩獵是男子事，采集是女子事，這首詩描繪的是“吉士”把獵物贈給心上人的情形。而麕為何以白茅包之?李湘在《詩經名物意象探析》中說：“凡在各種重要的盛典、祭祀、進貢等場合，或即使個人方面的一些活動中，必以白茅為鋪墊為包束，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虔誠和獲得吉祥平安的信念。”因此，白茅成了“隆重、信誠、尊敬的重要表征和平安吉祥的象征”了。
(2)從服飾色彩看周朝禮制
人的衣生活是社會制度的附屬品，服飾文化體現著社會制度。《詩經》所蘊含的服飾文化豐富多彩，不同等級的周人所用服飾各不相同，同一等級之人不同場合所用服飾也千差萬別。閻步克說：“中國的服飾文化不僅高度細密，還是高度‘數字化’的。它充分運用數列手段，對服飾要素——如尺寸、質料、色澤、圖樣、飾物等——做等級安排。”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坨。”朱熹《詩集傳》：“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這是一位身穿羔羊皮袍，并以白絲飾之的大夫形象。《鄭風.羔裘》：“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管子·揆度》：“卿大夫豹飾。”《詩集傳》：“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秦風2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五彩斑斕的錦服配以狐裘，諸侯像也。“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談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貴族公子服裘，皮，絲等，并且色彩明艷、端莊華麗，而貧賤之人黼葛，褐，枲麻等粗布衣服，色彩灰暗。《豳風·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勞動者連抵御寒冬的粗布衣服都沒有，還要“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階級對比鮮明，令人哀傷。
《周禮》詳細記載了掌管服飾制作的官職，有司裘，掌皮，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等，分工明確，制作精細。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等服飾等級制度森嚴，如若錯穿，即有僭越違理之嫌。《唐風·揚之水》：“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陳奐《詩毛氏傳疏》：“素衣，謂中衣也。……禮唯諸侯中衣則然，大夫用之則為僭。”襮也是諸侯的服飾，潘父是大夫，他卻穿起諸侯的衣服，可見潘父已經僭越禮制，企圖作亂了。
《詩經》的簡介
《詩經》現存詩歌305篇，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共500余年的民歌和朝廟樂章，分為風、雅、頌三章。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大部分為東周時期的作品，小部分作于西周后期，以民歌為主。（邶：周代諸侯國名，在今河南省。鄘：后來并入衛國，故城在今河南省汲縣東北。衛：諸侯國名，在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一帶。王：周平王東遷后的國都地區，在今河南洛陽一帶。鄭：在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齊：今山東省大部分地區。魏：古魏國在今山西省芮城縣東北。唐：晉的前身，在今山西省。秦：在今陜西省境內。陳：在今河南省淮陽、柘城以及安徽省毫縣一帶。檜：檜國后為鄭國所滅，二國領土相當于今河南省鄭州、新鎮、滎陽、密縣一帶。曹：在今山東省曹縣、荷澤、定陶一帶。豳：也作邠，在今陜西郴縣、旬邑縣一帶。）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105篇，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王畿地區的作品，均為周代朝廷樂歌，多歌頌朝廷官吏。
“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為西周王朝前期的作品，均為西周統治者用于祭祀的樂歌，內容多歌頌周代貴族統治者及先公先王，共31篇；魯頌為公元前7世紀魯國的作品，歌頌魯國國君魯僖公，共4篇；商頌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宋國的作品，共5篇。
“國風”是《詩經》中的精華，是我國古代文藝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絢麗多彩的畫面，反映了勞動人民真實的生活，表達了他們對受剝削、受壓迫的處境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我們看到了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已經向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吸血鬼大膽地提出了正義的指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斗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國風”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給人民造成極大痛苦的思婦的詩，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這一類詩篇的代表作。“國風”中還有數量不少的愛情詩。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給婦女造成極大的痛苦，表達青年男女對美滿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這類愛情詩的重要主題。《氓》、《谷風》等篇為我們展示的正是這種生活畫面。而《柏舟》還具有鮮明而強烈的反抗意識。基調健康、樂觀的戀歌（如《靜女》、《木瓜》等），更給愛情詩增添了一種和諧、喜悅的情愫。所有這些都是勞動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實表達。
“國風”中還有不少民歌對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予以有力的諷刺和鞭笞，如《新臺》、《南山》、《株林》等都是這方面的名篇。
以簡樸的語言描摹事物，以樸素的生活畫現反映社會現實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國風”中有很好的體現，并且成為它顯著的藝術特點。在形象塑造上，“國風”也具有現實主義藝術特色。作者們能通過抒情主人公的內心傾訴，表現他們的歡樂與悲哀，刻畫主人公的行動及其性格特征。“國風”在形式上多數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韻，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沖破四言的規定，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雜言詩。這些隨著情感的波動而富于變化的詩句，讀起來節奏分明，極富音樂性，“國風”的語言準確、優美，富于形象性。精確恰當地使用雙聲、疊韻、疊字，更增加了藝術魅力。賦、比、興的藝術手法為“國風”大大增強了表現力。
雅詩和頌詩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它們在思想內容上無法與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民性的“國風”相比，但由于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詩經》是我國文學光輝的起點，是我國文學發達很早的標志，它所表現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后世文學影響最大。《詩經》作為一部經典著作，對我國歷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在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極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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