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秦觀詩詞

時間：2025-07-28 17:50:03 秦觀

淺論秦觀詩詞

　　據《宋史》本傳載，秦觀“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但是，正如傳中所言，“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著名的前輩欣賞的還是他的文學才能。蘇軾賞其賦，王安石賞其詩，而秦觀最擅者還是詞。《四庫全書總目·淮海詞提要》認為:“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以秦詞勝于蘇詞，雖未必皆得人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詞勝于詩文，則并無爭議。

淺論秦觀詩詞

　　秦觀的詞，頗負時譽。陳師道《后山詩話》在認為韓愈以文為詩、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同時，論定“當今詞手，惟秦七黃九”。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曾對秦詞的“本色”有所闡發，即“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因此能“元豐間盛行于淮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三更進而引晁補之語:“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并為之判斷:“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而《能改齋漫錄》更引晁氏語:“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明確分出了秦、黃的高下。晁與陳師道同出蘇門，有詞集《晁氏琴趣外篇》，在作詞上較陳氏內行，所說也更為“到位”。所以，秦觀的詞是真正“當行”“本色”之作。蘇軾盡管以秦觀詞的氣格為病，用“山抹微云秦學士”戲之，但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看，東坡以所作詞示晁補之、張耒，曰:“何如少游?”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秦觀詞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如果說蘇門文士及宋代其他論家對秦觀詞的評價，還只是著眼于詞的體性特點而肯定秦詞;至清人所論，在充分肯定其詞本色、婉美、辭情相稱、含蓄、以韻勝，并以之為婉約詞主要代表的同時，又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評價頗高。而在近代的評價中，有一說別具深意，但未見深入探討者，此即對少游“詞心”的獨到發現。鑒于此，特為拈出并作闡發，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在所有對秦觀詞的評論中，我認為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和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的“詞心”說最為重要，最能發秦詞之秘。《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說:

　　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于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于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后者，況其下耶? ① 《白雨齋詞話》卷六引馮煦所論:

　　喬笙巢云:“少游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誹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又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于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后者，況其下耶?”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②

　　卷八曰: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跡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飲河，以為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③

　　以馮煦之見，詞心應本于才，卻又高于才。他認為，秦觀本具“絕塵之才”，貶謫的經歷成就了他閑雅而情深、怨悱而不亂之詞，使之所現的詞心超越了他人的詞才。其次，詞心頗類于《莊子·天道》所說的“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其間”，是“得之于內，不可以傳”，具有顯著的獨特性，能自悟而不能傳人。我國古代以心為五臟之首，為人體器官之主宰。如《素問·靈蘭秘典論》所說:“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而以“詞心”論秦觀，亦不妨以“生之本、神之變”相求，即淮海詞的生命之本、神理之變，體現為特有的“詞心”。馮煦認為，有此詞心，秦觀詞高于蘇軾、柳永。陳廷焯雖未許秦觀為最高，而“義蘊言中，韻流弦外”二語，卻可看作他在肯定馮煦詞心說的同時，又依稀由外而內地道出了“詞心”有待抉發之意。

　　其實，馮煦所說的詞心，一在于真切的深情，二在于難以移易的獨特性。“一?南荒，遽喪靈寶”，是說秦觀遭貶而使心靈大變，神情大損(舊題班固《漢武帝內傳》云:“靈者，神也，寶者，精也”)，而其詞的“寄慨”、“有情思”、“一往而深”、“怨悱不亂”，且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都在于真情、深情。而“得之于內，不可以傳”，則謂其詞系內心真情的外現，無此情即無此詞，非技巧之可傳，才能之可養，具有鮮明的個性。對于詞心出于真情，況周頤有獨到的體會。《蕙風詞話》卷一論曰: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強為，亦無庸強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 ④

　　“詞心”出于“萬不得已”之情，可見況氏對于真情實感的強調。盡管我國歷來重視文學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對于“詩言志”這一詩論“開山綱領”的闡釋，任何論者都不能無視感情問題。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后漢何休《解詁》亦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分別強調的是“哀樂之心”和“有所怨恨”。后來唐人孔穎達為《詩大序》作《正義》，以情釋“志”，表達了官方的權威意見:“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于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劉勰《文心雕龍》以儒家思想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經》開頭，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宗經》亦云:“義既極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認為:“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詩論以強調理性節制著稱，其《與元九書》仍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將詩定義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言志”之詩既如此，“緣情”的詞當然更以情為本。

　　秦觀的詞，從宋人起，就頗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詞論中認為: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觀就屬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認為:“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且不論她的評價高低如何，“專主情致，而少故實”，確實是抓住了根本的。秦詞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質，如樓鑰《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題跋》有載:“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 ⑤ “一生懷抱百憂中”七字，可謂很好的概括。當然，秦詞中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中所說:“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對秦詞的“窮”“憂”，馮煦特地指出“一謫南荒，遽喪靈寶”，以至“所為詞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詞心”。至于“專主情致”，則應包括那些屢被人道及的“艷語”。兩者之中，尤其是前者，更應是“萬不得已”者。

　　“風雨江山外”的“萬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詞心”。馮煦認為秦觀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著眼于“寄慨身世”，而對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流亡文學》引言中曾說過，文學史就其深刻的意義來說，是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是人的感情和思想。我們也不妨將秦觀的“詞心”看作構成宋代詞史感情和思想、靈魂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馮煦、陳廷焯論秦觀之以“詞心”相取，應是對他“這一個”的肯定。

　　秦觀的祖父曾在南康為官，叔秦定亦曾任會稽尉、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觀十五歲就喪父，雖與母一起隨祖、叔生活，衣食無虞，其感情深處卻很難說沒有留下喪父的陰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遠大志向，秦觀也不例外。盡管他熟讀經史，又習兵書，長于為文，熙、豐間多次試進士，皆不中。熙寧末年，他謁蘇軾于彭城，寫《黃樓賦》，以文才見賞于蘇。元豐二年，蘇軾徙知湖州，恰因他赴會稽探望祖、叔，陪同蘇軾行至吳興，使蘇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蘇軾坐烏臺詩案，后貶黃州，他不避嫌疑，多有問候。元豐五年，他因蘇軾之勸而再應試，不中。雖得蘇軾向王安石推薦，并得王氏對其詩文的贊譽，卻直到元豐八年，才考中進士，開始登上仕途。

　　秦觀在淹留場屋幾二十年之后，一旦為官，即卷入了黨爭之中。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繼位，高太后攝政，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新黨被逐出朝，舊黨重新執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為洛、蜀兩黨，秦觀是蘇門中人，自被目為蜀黨，屢遭洛黨排斥。后得范純仁推薦，才得充館職，次年進京，為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不久，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又因洛黨人士反對，連帶引起對蘇軾兄弟的攻訐，被免去正字。至元祐八年，秦觀再度被升為正字，繼又充編修官，參與修《神宗實錄》。不久，高太后死，哲宗親政，重任新黨，舊黨失勢。在秦觀出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史劉拯告其與黃庭堅增損《神宗實錄》之罪，被貶為監處州酒稅。在處州三年，雖無過失，仍以寫佛書獲罪，再貶郴州。在郴州一年，編管橫州，然后再徙雷州。這樣，他從浙江到湖南，再到廣西，終至天涯之地。新繼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蘇軾自海南量移廉州，與之見了一面。隨即秦觀也被放還，北行至藤州時，溘然逝于光化亭，終年僅五十二歲。

　　青少年時代的秦觀，性格“豪雋”、“慷慨”、“強志盛氣”，但二十年場屋之困，已使之英氣漸銷。登上仕途給了他希望，盡管如《王直方詩話》所載:“少游為黃本，錢穆父為戶部，皆居于東華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嘗以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⑥ 但《詩話總龜》仍有此載:“秦少游晚出左掖門，有詩云:‘金雀觚棱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為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遠到。” ⑦ 而這正說明了秦觀此時的豪氣尚存。《王直方詩話》對秦觀意氣盛衰的變化，曾舉其所作詩以明之: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謂朝夕便當入館，步青云之上，故作《東風解凍詩》云:“更作舟楫外，從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張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滿青云;為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謂山谷也。說者以為意氣之盛衰一何容易。 ⑧

　　從中可見秦觀其人情緒的易于因境遇而漲落。

　　秦觀有豪氣，卻由于受蘇軾知遇之恩，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黨爭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連三的打擊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變。

　　被貶處州時，他作了《千秋歲》詞，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貶而過衡陽，將此詞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過悲而恐其將不久于人世。大約作于紹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觀的又一名作。王國維《人間詞話》評其四、五兩句曰:“少游詞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為凄厲矣。”這“凄厲”二字，實又點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劇變。可當他尚未從“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那種類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的內省中解脫時，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舊聞》有此載:“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圣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于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涕淚雨集。” ⑨ “有名為累”的感觸，一經點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觸動傷心事，為之大慟，此時之性格、情緒確較早年大不相同，其遞降的歷程清晰可見。

　　馮煦大概是能本著“了解之同情”作論世知人之語，其《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說:

　　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

　　后來王國維《人間詞話》進一步比較秦、晏，認為“小山矜貴有余”，實際是看到了秦觀這一“傷心人”畢竟不同于貴公子出身的晏幾道。恐怕這也與李清照以秦觀“終乏富貴態”之說暗合。

　　為什么只將“古之傷心人”許之于秦觀，而同樣因黨爭而被貶的蘇軾、黃庭堅，為什么不當“傷心人”之稱呢?這里恐怕有兩個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觀與蘇黃思想素養的不同，進而影響了性格、感情，并擴大了差距，使其遷謫之詞充滿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個人經歷的“艷情”而言，由于秦觀久困場屋，非但不能同蘇軾的早達相比，而且是“蘇門四學士”中最晚中進士的，因此，他寄跡青樓，又頗為用情，故而在詞中留下了不少傷心語。

　　這兩者，使秦觀具有難以移易的獨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詞心”。

　　下面分而論之。

　　二

　　先論第一點。

　　蘇軾少年得志，他《沁園春》詞中的“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正是當時胸襟的寫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兩次外任，后來一貶再貶。在他意氣風發、積極從政之時，從治世的角度出發，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韓非論》中斥老莊哲學為“猖狂浮游之說”，在《大悲閣記》中批評禪宗“廢學而徒思”。但在經歷了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之后，他深嘗了環境險惡、生活困頓的滋味，遂常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慶觀修道家養生術，自此對禪宗和老莊思想大感興趣。在后來生活的種種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憂患，以隨緣自適的人生態度作自我調節，應付復雜多變的政治社會環境。應該說，從蘇軾三次被貶所作的《到黃州謝表》、《到惠州謝表》、《到昌化軍謝表》來看，所表達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傷。但他確又是努力以莊禪思想來銷釋，這種自我調節、化解，在他的許多詩文中都可見之。所以劉克莊《后村詩話》后集卷一有此說:“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意。”陸游《老學庵筆記》有一則很有趣的記載:“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粗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⑩ 以蘇軾美食家的秉性，卻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難以做到。

　　再看黃庭堅。黃庭堅一生中曾遭兩次文字之禍:一是因修《神宗實錄》事，同秦觀一樣獲罪，被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記》被誣以“幸災謗國”，除名編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過。但據《黃山谷年譜》卷首的《豫章先生傳》所載:當他聽聞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閱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而獲宜州謫命，身向瘴鄉之時，他還在《過洞庭、青草湖》一詩中寫道:“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處境尚強于杜甫而安慰，另一方面想未來，并不因與土著相逐而煩惱。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下片寫道:“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筵醉時句，渡水穿云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見處境雖難仍不失樂觀。之所以能夠如此，與他的莊禪修養大有關系。黃庭堅不同于蘇軾的以隨遇而安的態度來自我抑制悲觀情緒，化解矛盾，超越現實;而是以不變應萬變，莊子《大宗師》“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的思想，禪宗“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的原則，真正化成了他的處世哲學。有此真正的莊禪修養，他才能以坦然的態度度過十年的流放生涯。

　　對秦觀與蘇、黃的比較，《冷齋夜話》有一段話說得極好:

　　少游調雷凄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鐘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閑暇。至于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11

　　這里的對比可看出，蘇軾雖經眾多磨難，莊禪思想使他能看穿憂患，隨緣自適，卻未銷盡其早年“奮厲有當世志”的“奮厲”本色，故能“有英特邁往之氣”;黃庭堅安時處順、無念無住的莊禪修養使他的詩自然流露出坦夷、閑暇的情調;而秦觀卻因難以擺脫現實中的諸多煩惱，“鐘情”而所作詩“凄愴”“酸楚”。

　　在面對人生憂患時，秦觀無疑不具備蘇、黃豁達、泰然的態度，他的“考試成績”差得很遠。但是，正是這種“鐘情”的資質、特性，使之成為“情種”，具備他人所難到的“詞心”，從而也使他的詞作能比蘇、黃更見以情動人，且逾于同時代的其他詞人。我們不妨沿著他的被貶路線看看他的心路歷程與靈魂悸動。

　　被汲古閣本《淮海詞》題作《洛陽懷古》的《望海潮》，實非寫洛陽，而是為汴京而寫的感舊之作。此詞作于紹圣元年(1094)春，系新黨再起、舊黨失勢之時，秦觀被貶而即將離京。詞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寫初春景色，“暗換年華”四字，語帶雙關，兼及政局之變。從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貫通，皆寫舊游之歡，尤其西園夜飲的文酒之會，更為作者所戀戀不已。可惜好景不長，“蘭苑未空，行人漸老”，時空的飛躍、轉換，帶出“重來是事堪嗟”，今昔對照顯然。最后的倚樓所見和歸心之去，傳遞出的是無奈的情緒。無奈盡管無奈，畢竟此時尚未嘗遷謫之苦，所以詞中流露出的主要還是感慨和悵惘。

　　被貶處州時，他的《千秋歲》詞在回憶當年歡會時，抒發了很深的感慨和憂愁，已從去年的惆悵轉為悲愴: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云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鹓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當他再貶而經過衡陽時，呈此詞給太守孔毅甫，孔深以其過悲而擔憂，并為之勸解。《獨醒雜志》記云:“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里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于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12 (按，這里的“作《千秋歲》詞”，應是錄處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見，可看出秦觀兩遭貶謫后的身心變化。

　　待到再貶郴州，秦觀作了《踏莎行》詞，雖將《千秋歲》的直抒換為比興，沒有“愁如海”之類的字眼，內心深處卻依然郁結難解。此詞的上片營造出一個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頭“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三句，連下“失”、“迷”、“無”三字，透出了詞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黃蘇《蓼園詞選》認為:“霧失月迷，總是被讒寫照。”可謂深獲其心。至如王國維所說的從“凄婉”到“凄厲”，更是敏感地指出了他內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遞降。

　　到郴州貶所約一年，又有《阮郎歸》之作: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

　　此詞作于除夕之時，換頭二句雖淡猶濃，令人想起遷謫者的形單影只與平常人合家守歲的強烈對比。且大雁南飛只至衡陽，郴州更在衡陽之南，連傳書都不能。難怪明沈際飛《草堂詩余正集》卷一僅以“傷心”二字評之。

　　當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貶所的《江城子》寫道: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后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紅，莫匆匆，滿金鐘。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后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云重。

　　當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遷謫者多內徙。蘇軾量移廉州，過雷州，與秦觀會面。少游作此詞時，蘇年六十四，秦年五十二，“兩衰翁”之說，于蘇或不為過，于己則可見貶謫歲月之摧殘至深了。“別后悠悠”三句，堪稱“大音希聲”，而欲說還休的深衷，怕與多年來的罪人生涯不無關系，僅“慘愁容”三字就可見出作者這些年精神上所受之折磨了。

　　秦觀的遷謫之詞，多系自己“萬不得已”之情的傾訴，這確與蘇軾有很大的不同。蘇軾被貶，固然也發出“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念奴嬌》) 的感嘆，但畢竟能以任天而動的態度對待憂患，從“門前流水尚能西”悟出“誰道人生無再少”的哲理，將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將白發唱《黃雞》” (《浣溪沙》) 的提升;又能從大自然的風雨中作出對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定風波》) 自勉。他還借王鞏的歌女之語，寫下“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定風波》) 。在贊美歌女性格的同時，也表現出自己曠達的情懷。蘇軾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于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脫。這樣的以詞表達理趣與哲思，可見蘇軾開闊的心胸，也可使讀者得到教益，況且哲學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學的最高層次;但是，就詞“緣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學作品所具備的興發感動之力而言，秦觀的遷謫之詞，卻能以其特有的“詞心”之真情發露，得到了特有的認可，馮煦等人所論，足以證之。三再論第二點。

　　蘇軾兄弟嘉祐進士，黃庭堅治平進士，張耒熙寧進士，均當二十多歲，晁補之元豐初進士，亦僅二十七歲。只有秦觀久困場屋，直到元豐八年三十七歲時才中了進士。這一個十年以上的“時間差”，不僅在秦觀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隱隱傷痕，而且一如詞壇先輩溫庭筠、柳永那樣，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跡青樓的“艷跡”。

　　秦觀自己在《送劉貢父舍人》詩中說:“觀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枘不量鑿，交親指為狂。”這一“狂”字，應是秦觀很準確的自畫像。據《侯鯖錄》載:“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13 可見蘇、秦都并不諱言自己的“風流”，而實際上當然秦觀更甚。《王直方詩話》有云:“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云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何處是?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此詩至句末，云:‘這小子又賤相發也。’” 14 可見時人對他的“賤相”頗為了解。《侯鯖錄》又載:“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鐘里，何曾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水云鄉。’又云:‘曉浦煙籠樹，晴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島外云峰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灑就，侍女一時驚。’”15 從中頗見他的山水情、江湖心。而實際上，他是很迷戀城市生活的，與**女的交往應是重要的原因。其詞《夢揚州》自稱“酬妙舞清歌”，不少作品都是寄跡青樓，與歌妓相戀的自況，足可證之。《苕溪漁隱叢話》對陶淵明及秦觀的自作挽辭有所比較，并發表了不同于蘇軾的見解:“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東坡謂太虛‘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鐘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16這“情鐘世味，意戀生理”八字，可謂知人之言。而這人世之味、生活之理，是應包括城市生活、青樓情味在內的。

　　陳師道所撰的《淮海居士字序》曾記秦觀語:“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明人張?《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認為，他的策論“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而實際上，只能是書生空論，他無法實現宏偉的志向，只能得杜牧“贏得青樓薄幸名”一面。他的《滿庭芳》(曉色云開)下片:“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就是這種杜牧式揚州生活的自我寫照。

　　今傳《淮海詞》中約有一半屬愛情題材。其中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后，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逝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蒙蒙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滿庭芳》:

　　山抹微云，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都可見感情真摯、縈念甚深的特色。前者先寫獨倚危亭思念離別已久的女子，回憶分手時的情景，“愴然暗驚”一句，陡然回到現實，使別恨驟增。換頭三句寫當時與“娉婷”的歡情，可惜好景不長，“素弦聲斷”數句，不是直接言情，卻得幽約怨悱之致，而飛花、殘雨，是凄迷的心緒化為形象，結尾情從景出，悠然不盡。詞中的“恨”、“念”、“愴然”、“驚”、“怎奈”、“那堪”諸語，可見出這是“萬不得已”的情感自然、真實的流露，不是“詞心”，又是什么?后者的“蓬萊舊事”指與一歌妓相戀之事，對這一戀情，少游實難忘懷。《草堂詩余雋》卷四眉批寫道:“回首處斜陽遠眺，情何殷也!傷情處黃昏獨坐，情難遣矣!”很準確地道出了少游內心情感的殷切、傷痛、難以排遣。又評曰:“少游敘舊事有寒鴉流水之語，已令人賞目賞心。至下襟袖啼痕，只為秦樓薄幸，情思迫切。”“賞目賞心”是言其美感作用，“情思迫切”四字則又是落在情上，而這些感情倘非“萬不得已”，又何必作此傾訴?這不是“詞心”的自然流露又是什么?

　　又如《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的下片，寫別后情懷:“玉佩丁冬別后。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由別后想重逢，又為因追逐名利、與心上人分別而矛盾、痛苦，不堪回首往事，終又移情于當時的明月。只要我們以心靈貼近心靈，就不難體會他“古之傷心人”的情懷。秦觀寫此詞時，系由蔡州教授任調入京供職秘書省，為功名利祿而不得不與情人分手，詞中真實地表現了難分難舍的情感，誰能不是感動多于責備呢?

　　在詞史上，往往將柳永與秦觀并稱，但倘對照二人，秦觀確無柳永所作的那種色情意味和“詞語塵下”的面貌。即如涉及對女性作正面描寫的，也并非僅止外貌、體態，不是只重自己的觀感，而常是設為對方之想，仍重在思念之情。如《南歌子》: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絳唇。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云?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另一首《南歌子》: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寫與情人的離別，兼及自己與對方，己之傷離見之于“怕天明”而厭雞聲，而換頭二句的妝印與啼痕，又傳遞出對方更大的痛苦，最后的以景結情使離情別緒搖漾不絕。就寫離別的詞而言，后來能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周邦彥的《蝶戀花》(月皎驚烏棲不定)了。由于他能“以我心換你心”，故而“始知相憶深”，頗能為對方設想，表現女子的相思之情。如《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凄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香。黛蛾長斂，任是春風吹不展。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這種想對方之所想的立場移易，又見出特別的體貼，“代言”的意味流露出“詞心”的推己及人。

　　秦觀的不少愛情詞，常如周濟所說，是“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二者醞釀交融，感人尤深。如《風流子》(東風吹碧草)，作于由汴京貶往杭州之時。上片有云:“寸心亂，北隨云黯黯，東逐水悠悠。”表現出離京欲行時紛亂的心情。下片寫道: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里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摟。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宦游的失意既如此，被貶南行，又不得不與情人分手，“回首西樓”之時，自是生出綿綿長恨，難怪見春色而情煩惱、寸心亂了。黃蘇《蓼園詞選》雖以寄托說錯認詞旨為“念京中舊友”，卻又能很正確地指出其“情致濃深，聲調清越”的特點，并認為“真能奕奕動人者矣”。至如紹圣三年(1096)自處州貶徙郴州、途經瀟湘時所作的《阮郎歸》，論者以為可能是抒發與長沙義妓分別之情。詞云: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躇，有人偷向隅。揮玉箸，灑真珠，梨花春雨余。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已無!

　　下片先寫女子的悲傷，最后關合自己，斷腸而又無腸可斷，其意翻進而折轉，將遷謫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既失去自由又失去愛情的強烈感受，表現得非常動人。誠如明人楊慎批《草堂詩余》所說:“此等情緒，煞甚傷心。秦七太深刻矣!”

　　陳師道《淮海居士字序》曾記秦觀將己字從太虛改為少游之由:他原期望自己能“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于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但后來發生了變化:“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愿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17這種由進而退、由平天下而歸鄉里的變化，實際上表明了秦觀已從少不更事到了解世情，可是他終因黨爭之累，連歸老邑里的愿望都未能實現。我們可以不必認真對待他關于軍政大事的策論，而那些“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18的詞作，卻留下了“古之傷心人”心理、靈魂的記錄。對他“萬不得已”的“詞心”，我們應以“了解之同情”去熨帖之，才不會滿足于孰為高低、何當取舍的簡單評判。

　　注釋

　　①《蒿庵論詞》，《介存齋論詞雜著·復堂論詞·蒿庵論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頁。

　　②《白雨齋詞話》卷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頁。

　　③《白雨齋詞話》卷八，第202頁。承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朱剛博士，喬笙巢或馮煦書齋名，《白雨齋詞話》第127頁第56則“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可證。

　　④《蕙風詞話》卷一，《蕙風詞話·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頁。

　　⑤轉引自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頁。

　　⑥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73頁。

　　⑦郭紹虞《宋詩話輯佚》第36頁。

　　⑧郭紹虞《宋詩話輯佚》第28頁。

　　⑨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仇池筆記》(外十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頁。

　　⑩《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本《老學庵筆記》，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13頁。

　　11《仇池筆記》(外十八種)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