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湖春行的翻譯賞析

時間：2025-10-16 11:05:29 賽賽錢塘湖春行我要投稿

錢塘湖春行的翻譯賞析

　　《錢塘湖春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描寫西湖頗具盛名的七律。此詩通過寫西湖早春明媚風光的描繪，抒發了作者早春游湖的喜悅和對錢塘湖風景的喜愛，更表達了作者對于自然之美的熱愛之情。下面是錢塘湖春行的翻譯賞析，請參考！

　　錢塘湖春行的翻譯賞析

　　尤其是中間四句，細致地描繪了西湖春行所見景物，形象活現，即景寓情，準確生動地表現了自然之物的活潑情趣和雅致閑情。全詩結構謹嚴，銜接自然，對仗精工，語言淺近，用詞準確，氣質清新，成為歷代吟詠西湖的名篇。

　　錢塘湖春行⑴

　　孤山寺北賈亭西⑵，水面初平云腳低⑶。

　　幾處早鶯爭暖樹⑷，誰家新燕啄春泥⑸。

　　亂花漸欲迷人眼⑹，淺草才能沒馬蹄⑺。

　　最愛湖東行不足⑻，綠楊陰里白沙堤⑼。

　　白話譯文

　　行至孤山寺北，賈公亭西，暫且歇腳，舉目遠眺，但見水面平漲，白云低垂，秀色無邊。

　　幾只黃鶯，爭先飛往向陽樹木，誰家燕子，為筑新巢銜來春泥？

　　鮮花繽紛，幾乎迷人眼神，野草青青，剛剛遮沒馬蹄。

　　湖東景色，令人流連忘返，最為可愛的，還是那綠楊掩映的白沙堤。

　　詞句注釋

　　⑴錢塘湖：即杭州西湖。

　　⑵孤山寺：南北朝時期陳文帝（522～565）初年建，名承福，宋時改名廣華。孤山：在西湖的里、外湖之間，因與其他山不相接連，所以稱孤山。上有孤山亭，可俯瞰西湖全景。賈亭：又叫賈公亭。西湖名勝之一，唐朝賈全所筑。唐貞元（唐德宗年號，785～805）中，賈全出任杭州刺史，于錢塘湖建亭。人稱“賈亭”或“賈公亭”，該亭至唐代末年。

　　⑶水面初平：湖水才同堤岸齊平，即春水初漲。初：在古漢語里用作副詞，常用來表示時間，是指不久。云腳低：白云重重疊疊，同湖面上的波瀾連成一片，看上去，浮云很低，所以說“云腳低”。點明春游起點和途徑之處，著力描繪湖面景色。多見于將雨或雨初停的時候。云腳：接近地面的云氣，多見于將雨或雨初停時。“腳”的本義指人和動物行走的器官。這里指低垂的云。

　　⑷早鶯：初春時早來的黃鸝。鶯：黃鸝，鳴聲婉轉動聽。爭暖樹：爭著飛到向陽的樹枝上去。暖樹：向陽的樹。

　　⑸新燕：剛從南方飛回來的燕子。啄：銜取。燕子銜泥筑巢。春行仰觀所見，鶯歌燕舞，生機動人。側重禽鳥。

　　⑹亂花：紛繁的花。漸：副詞，漸漸地。欲：副詞，將要，就要。迷人眼：使人眼花繚亂。

　　⑺淺草：淺淺的青草。才能：剛夠上。沒（mò）：遮沒，蓋沒。春行俯察所見，花繁草嫩，春意盎然。側重花草。淺淺的青草剛夠沒過馬蹄。

　　⑻湖東：以孤山為參照物，白沙堤（即白堤）在孤山的東北面。行不足：百游不厭。足，滿足。

　　⑼陰：同“蔭”，指樹蔭。白沙堤：即今白堤，又稱沙堤、斷橋堤，在西湖東畔，唐朝以前已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時所筑白堤在錢塘門外，是另一條。

　　整體賞析

　　白居易在杭州時，有關湖光山色的題詠很多。這詩處處扣緊環境和季節的特征，把剛剛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繪得生意盎然，恰到好處。

　　詩的首聯緊扣題目總寫湖水。前一句點出錢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樓觀參差”景象，兩個地名連用，顯示出一種動感，說明詩人是在一邊走，一邊觀賞。后一句正面寫湖光水色：春水初漲，水面與堤岸齊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蕩漾的波瀾連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態天容。頷聯寫仰視所見禽鳥。鶯在歌，燕在舞，顯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機。黃鶯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黃鶯用它婉轉流利的歌喉向人間傳播春回大地的喜訊；燕子穿花貼水，銜泥筑巢，又啟迪人們開始春日的勞作。“幾處”二字，勾畫出鶯歌的此呼彼應和詩人左右尋聲的情態。“誰家”二字的疑問，又表現出詩人細膩的心理活動，并使讀者由此產生豐富的聯想。頸聯寫俯察所見花草。因為是早春，還未到百花盛開季節，所以能見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紅開遍，而是東一團，西一簇，用一個“亂”字來形容。而春草也還沒有長得豐茂，僅只有沒過馬蹄那么長，所以用一個“淺”字來形容。這一聯中的“漸欲”和“才能”又是詩人觀察、欣賞的感受和判斷，這就使客觀的自然景物化為帶有詩人主觀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讀者受到感染。這兩聯細致地描繪了西湖春行所見景物，以“早”“新”“爭”“啄”表現鶯燕新來的動態；以“亂”“淺”“漸欲”“才能”，狀寫花草向榮的趨勢。這就準確而生動地把詩人邊行邊賞的早春氣象透露出來，給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詩人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二句之所以妙絕古今，受到激賞，正是由于他寫出了季節更換時這種乍見的喜悅。《錢塘湖春行》以上兩聯在意境上頗與之相類，只是白詩鋪展得更開些。尾聯略寫詩人最愛的湖東沙堤。白堤中貫錢塘湖，在湖東一帶，可以總攬全湖之勝。只見綠楊蔭里，平坦而修長的白沙堤靜臥碧波之中，堤上騎馬游春的人來往如織，盡情享受春日美景。詩人置身其間，飽覽湖光山色之美，心曠而神怡。以“行不足”說明自然景物美不勝收，詩人也余興未闌。

　　中國歷史上，在天堂杭州當剌史或知州的可以說是不乏名人，不過，最有名的要算是唐朝和宋朝的兩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蘇東坡了。他們不但在杭州任上留下了叫后人敬仰的政績，而且也流傳下來許多描寫杭州及其西湖美景的詩詞文章與傳聞軼事，所以又有人們稱他們為“風流太守”。白居易的七律《錢塘湖春行》就是為人們所熟知的一篇，這首詩不但描繪了西湖旖旎駘蕩的春光，以及世間萬物在春色的沐浴下的勃勃生機，而且將詩人本身陶醉在這良辰美景中的心態和盤托出。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詩歌的第一句是地點，第二句是遠景。孤山坐落在西湖的后湖與外湖之間，峰巒疊翠，上有孤山寺，登山觀景，美不勝收。據《唐語林》卷六載，賈公亭建于貞元年間，未五六十年后廢。白居易寫此詩時，其亭尚在，也算是西湖的一處名勝。白居易一開始來到了孤山寺的北面，賈公亭的西畔，放眼望去，只見冬水蕩漾，云幕低垂，湖光山色，盡收眼底。“初平”所表達的是白居易對冬日里西湖的一種特有的感受。由于連綿不斷的春雨，使得如今的湖面看上去比起冬日來上升了不少，似乎眼看著就要與視線持平了，這種水面與視線持平的感覺只有人面對廣大的水域才可能有的感覺，也是一個對西湖有著深刻了解和喜愛的人才能寫出的感受。此刻，腳下平靜的水面與天上低垂的云幕構成了一副寧靜的水墨西湖圖，而正當詩人默默地觀賞西湖那靜如處子的神韻時，耳邊卻傳來了陣陣清脆的鳥鳴聲，打破了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視線從水云交界處收了回來，從而發現了自己實際上是早已置身于一個春意盎然的美好世界中了。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四句是白居易此詩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為搶眼的句子，同時也是白詩描寫春光特別是描寫西湖春光的點睛之筆。幾處，是好幾處，甚至也可以是多處的意思。用“早”來形容黃鶯，體現了白居易對這些充滿生機的小生命的由衷的喜愛：樹上的黃鶯一大早就忙著搶占最先見到陽光的“暖樹”，生怕一會兒就會趕不上了。一個“爭”字，讓人感到春光的難得與寶貴。而不知是誰家檐下的燕子，此時也正忙個不停地銜泥做窩，用一個“啄”字，來描寫燕子那忙碌而興奮的神情，似乎把小燕子也寫活了。這兩句著意描繪出鶯鶯燕燕的動態，從而使得全詩洋溢著春的活力與生機。黃鶯是公認的春天歌唱家，聽著它們那婉轉的歌喉，使人感到春天的嫵媚；燕子是候鳥，它們隨著春天一起回到了家鄉，忙著重建家園，迎接嶄新的生活，看著它們飛進飛出地搭窩，使人們倍加感到生命的美好。在對天空中的小鳥進行了形象的擬人化描寫之后，白居易又把視線轉向了腳下的植被，“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也是一聯極富情感色彩與生命活力的景物描寫，充分顯示了白居易對描寫對象的細致觀察以及準確把握其特征的能力。花而言其亂，乃至要亂得迷了賞花人的目光，在旁人的詩句中，很少有這種寫法，而這種獨到的感受，卻正是白居易在欣賞西湖景色時切身的體驗，五顏六色的鮮花，漫山野地開放，在湖光山色的映襯下，千姿百態，爭奇斗艷，使得白居易簡直不知把視線投向哪里才好，也無從分辨出個高下優劣來，只覺得眼也花了，神也迷了，真是美不勝收，應接不暇。“亂花漸欲迷人眼”一句是駐足細看，而“淺草才能沒馬蹄”，則已經是騎馬踏青了，在綠草如茵、繁花似錦的西子湖畔，與二三友人，信馬由韁，自由自在地游山逛景，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情，馬兒似乎也體會到了背上主人那輕松閑逸的興致，便不緊不慢地，踩著那青青的草地，踏上那長長的白堤。詩人在指點湖山、流連光景的不經意間，偶然瞥到了，馬蹄在草地上亦起亦落、時隱時現的情景，覺得分外有趣，將其寫入了詩中，就是這隨意的一筆，卻為全詩增添了多少活潑情趣和雅致閑情。

　　著名美學家別林斯基曾說過，“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美都是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因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絕對的美，這美隱藏在創造或者觀察它們的那個人的靈魂里。”白居易的《錢塘湖春行》恰恰說明了這一美學欣賞真理。因為西湖的景色再美，也會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在白居易的眼中，它無疑是天下最美的景致，因為他不但善于觀察，而且更善于發現和體驗。或是在影視風光片中，聽說和看到名勝山水美不勝收，心中不由得生起無限向往之情，可是往往一旦身臨其境，面對真山真水，卻反而覺得遠沒有預期的那樣動人美麗。這就是因為人們不能帶著一種發現欣賞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山水，而是帶著一種先入為主的過高的甚至是帶有幾分挑剔的眼光去游山玩水的原因。古往今來，西湖向人們展示了無比美妙的春光，有很多人見證了西子湖的春色。可是到頭來，仍然只有幾首作品能廣為傳誦。白居易就是因為有著一副難得的美學家的欣賞眼光，才能在無數西湖的游客中，獨具慧眼地發現它的動人之處，才能真正享受到大自然賜予人類的這一人間天堂。白居易并沒有看到很多的“早鶯”和“新燕”，只有“幾處”、只見“誰家”而已，要是其他人，說不定還會因為沒有到“處處”聞鶯、“家家”有燕的時節，而感到遺憾，心想要是再晚來十天半個月就好了。可是白居易卻不這樣認為，少有少的好處，正因為少，才是“早鶯”，才是“新燕”，才有一種感知春天到來的喜悅，如果詩人沒有一種年輕的心態和熱愛生命與春天的胸懷，恐怕就不會被這為數不多的報春者所打動，所陶醉，而欣然寫下這動人的詩篇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聞花花香，見草草美，為四處點綴的各色野花而心亂神迷，為沒過馬蹄的草地而唏噓感嘆了。白居易是幸運的，因為他有一雙發現美、發現春天的眼睛，所以他會在西湖美景中，不能自已，乃至流連忘返：“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白居易任杭州剌史時，也確曾修堤蓄水，灌溉民田，不過其堤在錢塘門之北，可是后人多誤以白堤為白氏所修之堤了。

　　這首詩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記，從孤山、賈亭開始，到湖東、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綠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詩人飽覽了鶯歌燕舞，陶醉在鳥語花香，最后，才意猶未盡地沿著白沙堤，在楊柳的綠陰底下，一步三回頭，戀戀不舍地離去了。耳畔還回響著由世間萬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贊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瀉出一首飽含著自然融合之趣的優美詩歌來。

　　創作背景

　　唐穆宗長慶二年（822）七月，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唐敬宗寶歷元年（825）三月又出任了蘇州刺史，所以這首《錢塘湖春行》寫于長慶三、四年（823、824）間的春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下邽（今陜西渭南）人。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和元稹并稱“元白”，和劉禹錫并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白居易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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