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與《琵琶行》的比較閱讀
這兩首詩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主題都具有雙重性。《長恨歌》既對唐明皇的荒淫誤國，楊貴妃以色邀寵有所批判，特別是在詩歌的開頭;又對他們之間忠貞不渝的感情有所同情，甚至歌頌，特別是在他們的愛情發展成悲劇之后。對此，陳鴻的《長恨歌傳》有很好的說明：“……質夫(白居易友)興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指玄宗與舉楊貴妃的故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琵琶行》既刻畫了一個不幸歌女的形象，又通過“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抒發了自己“謫居臥病潯陽城”后的苦悶心情。二者之間基本上是并列的、非主從的關系。
其次是在藝術手法上也有很多相同之處。
一是抒情與敘事的緊密結合，它們既是以抒情見長的敘事詩，又是以敘事見長的抒情詩。詩中既有凄婉感人的情節，又有真摯動人的情感。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白居易的)感傷之詩長于切”，即可作此理解。難怪白居易自贊為“一篇長恨有風情”了。《長恨歌》主要通過客觀描寫來抒情，《琵琶行》主要通過主觀描寫來抒情，這是因為《長恨歌》畢竟是根據傳聞的希代之事寫成的，《琵琶行》則是在一生矛盾最劇烈的被貶江州后寫成的。
二是結構安排獨具匠心。從大結構上看，這兩首詩層次分明，一氣貫注，都以敘事為線索，穿插抒情，寫出了情節的發生、發展、轉折、高潮、結束。事件的詳略，層次的過渡又各盡騰挪變化之妙。從小結構上看，二詩在鋪陳詞藻、詳盡描寫的同時，不斷錘煉一些連兜帶轉的警句。穿插其間，使全篇處處體現開闔頓挫之妙。如《長恨歌》第一段不斷地描寫楊貴妃如何以色專寵，但讀來并不覺得重復，原因就是他在描寫幾句之后就會出現一兩句警句，如“從此君王不早朝”，“三千寵愛在一身”，“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如寫東歸長安后，有“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之句，初看好似又轉到對景物的鋪陳上，但馬上用“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二句加以兜轉，使其又回到相思的主題上，極頓挫有致。《琵琶行》亦然。如“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已寫出主人的邀請及琵琶女的矜持，因而“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兩句初看好似多余，但它是為了逼出下面兩句警句：“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其它名句，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此時無聲勝有聲”亦可作如是觀。
三是善于描寫，形象多姿多彩，語調圓潤流轉，語言精美通暢。《長恨歌》尤富有色澤美，楊貴妃可謂“淡妝濃抹總相宜”。《琵琶行》尤富有音樂美，它不但詳盡寫出了琵琶女彈奏的全過程，而且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彈奏的音樂效果。這兩首詩都善于側面的環境描寫，“峨眉山下”，“西宮南內”，“夕殿螢飛”等把玄宗相思孤獨的心情襯托得相當突出;《琵琶行》三次描寫“江月”，也很好地襯托了全詩的氣氛。這兩首詩詞采絢麗，富于裝飾，但決不羅織典故。據王國維講，除“轉教小玉報雙成”一句用典外，其余全是精致入神的白描，其中尤善于比喻，特別是描寫琵琶聲的一系列博喻，更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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