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演講稿
演講稿特別注重結構清楚，層次簡明。隨著社會不斷地進步，演講稿使用的情況越來越多，那么，怎么去寫演講稿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莫言的演講稿，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莫言的演講稿 篇1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
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
據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
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
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
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
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
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
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
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
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
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
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
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地將白天從說書人那里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話來。
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兒，默許我去集上聽書。
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
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
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
莫言的演講稿 篇2
我榮幸地獲得了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與首屆獲此獎項的史鐵生先生相比，我感到十分慚愧。與諸多同行相比，我也深感慚愧。盡管我表達了這么多的慚愧，盡管我知道伴隨著這個榮譽而來的更多的會是冷嘲和熱諷，但這畢竟是一件光榮
的事情，因此我要感謝把我推舉到領獎臺上的推薦評委和終審評委，并感謝設立這個獎項的媒體和設立這個獎項的決策人。我還要特別地感謝為我頒獎的史鐵生先生，在新時期文學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痕跡，比我們所有人的足跡都要深刻。
據說這個獎有一點“終身成就獎”的意思，一個作家一輩子只能得一次，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回顧了一下自己二十余年的寫作歷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新時期文學勃發之時，我是憑借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憑借著一股急于發出不與他人雷同的聲音的熱望，幾乎是在懵懂無知的狀態下，沖上了文壇，并浪得了虛名。這個過程中，當然離不開師長們的教誨、栽培和同行們的幫助與激勵。現在，這頭當初就很不可愛的牛犢，即將成為一頭令人厭煩的老牛，卻突然被“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光芒照耀了一下，這可以看作是對我多年耕耘的獎賞，也可以看做是對我的鞭策。
二十多年來，盡管我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有一點始終是我堅持的，那就是個性化的寫作和作品的個性化。我認為一個寫作者，必須堅持人格的獨立性，與潮流和風尚保持足夠的距離；一個寫作者應該關注的并且將其作為寫作素材的，應該是那種與眾不同的、表現出豐富的個性特征的生活。一個寫作者所使用的語言，應該是屬于他自己的、能夠使他和別人區別開來的語言。一個寫作者觀察事物的視角，應該是不同于他人的獨特視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牛的視角，也許比人的視角更加逼近文學。我不認為一個寫作者可以隨便對作品中描寫的人和事做出評判，但假如要評判，那也應該使用一種不同流俗的評判標準。這樣強調寫作的個性化，似乎失之偏頗。但沒有偏頗就沒有文學，中庸和公允，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的寫作者所應該保持的寫作姿態。即便在社會生活中，中庸和公允，多數情況下也是騙人的招牌。趨同和從眾，是人類的弱點，尤其是我們這些經過強制性集體訓練的.寫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個性，但巨大的慣性還是會把我們推到集體洪流的邊緣，使我們變成大合唱中的一個無足輕重的聲音。合唱雖然是社會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個具有獨特價值的歌唱者，總是希望自己的聲音不被眾聲淹沒。一個有野心的寫作者，也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跟他人的作品區別開來。我知道有些批評家已經對這種強調個性的寫作提出了批評，但他們這種批評，其實也正是一種試圖發出別樣聲音的努力。時至今日，我認為已經不存在那種會被萬眾一詞交相稱頌的文學作品，我也不認為會存在一個能夠滿足各個階層需要的作家，任何一個寫作者的努力，都是“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的個性化，恰是通向某種程度的普遍性的橋梁。
盡管這個獎有那么點“終身成就獎”的意味，但我當然不愿意讓這次得獎成為創作的終結。對一頭耕耘多年、尚有勞動能力的準老牛來說，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講述耕耘的重要意義，默默地埋頭拉犁，比什么都重要。“老牛已知光陰迫，不須揚鞭自奮蹄”，何況這“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鞭子還高高地懸在頭上呢。當然，這樣的比喻馬上會讓人聯想到站在后邊扶犁揚鞭的農夫，而誰又是這個農夫？由此可見，沒有個性的比喻也總是蹩腳的。
謝謝各位，并向即將獲得第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的那位同行表示祝賀。
莫言的演講稿 篇3
尊敬的李嘉誠先生，親愛的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上午好。
我非常榮幸的參加我們這個熱烈的盛大的畢業典禮。
我參加過很多的畢業典禮，這是最讓我激動的畢業典禮。
毫無疑問，汕頭大學暫時還不如哈佛大學著名。我要說什么呢？我要說的是。三年前我參觀了哈佛大學的校園，寫了一首詩，其中一首詩是這樣寫的：又有人摸著哈佛的左腳照相，青銅被摸成黃金。后面還有數十人排隊等候，是那樣的耐心，哈佛滿面愁容，似乎腳痛。三百多年來，這里走出了很多精英，也走出來我不敢說很多庸才。而庸才，更喜歡宣稱：我來自哈佛，我是摸著哈佛的左腳畢業的。
同學們，我想表達的是，從哈佛這樣的名校畢業，當然很光榮。但是從汕頭大學這樣暫時還不太出名的大學畢業，同樣很光榮。因為，哈佛畢業的并不說明，他必然就能轟轟烈烈的有益于人類的業績。而從汕頭大學畢業的，假以時日，必有人能做出萬眾矚目的，利國利民的豐功偉績。
一座大學之所以著名，當然要靠優秀的教師，教師隊伍里一定要有被世人公認的大師，甚至是學校的建筑，校園的風景。都是大學著名的因素。
但是根本的一所大學之所以是著名大學是因為這所大學培養出了杰出的人才。所以說大學著名基本上是靠畢業后走向社會的學生。汕頭大學要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的乃至世界的著名大學，靠的是你們，朝氣蓬勃的你們，如花似玉的你們，生龍活虎的你們，整裝待發的你們，躍躍欲試的你們。
同學們，五天前的上午，我參加了北京師范大學本科生的畢業典禮，做了一個即席的演講，在演講中我說，我們不可能都變成馬云和比爾蓋茨，當然馬云和比爾蓋茨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們也是一路走過來的。
我的這個演講，被一家媒體斷章取義，取了一個嚇人的標題諾獎獲得者，說馬云、比爾蓋茨沒什么了不起。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同學們，我昨天晚上半夜沒有睡覺，寫了這篇演講稿，為的是嚴謹一點，不要再出漏洞。
同學們，其實，最同意我在師大演講那幾句話的，我想很可能是馬云、比爾蓋茨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內心認為自己沒有什么了不起。而只有那些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才會狂妄地認為自己了不起。
六天前，馬云在美國的底特律做了一個演講，在演講中他說他參加了三次高考，三次落榜。他落榜之后去考警察，最后參加面試的人錄取了三個，唯一一個沒有錄取的就是馬云。
他還說杭州第一家五星級飯店建成以后，他和他的外甥一起去應試服務員，他的文化考試成績遠遠比自己的外甥好，因為但是他的外甥被錄用了，而他被淘汰了。因為他的外甥比他既高又帥。
而現在，馬云說，他創辦了阿里巴巴，他的外甥還勤勤懇懇的在洗衣房里工作。
馬云還說創業之初他的團隊只有18個人，他說我們18個人都來自普通的家庭，不是富豪，也沒有背景，我們甚至沒有才華。
但是馬云對他的團隊說，如果我們可以成功，那么全世界80%的年輕人都可以成功。
至于比爾蓋茨同學們都知道他在哈佛沒有畢業，他是肄業生，他上了一年就不上了。盡管過了很多年之后哈佛授予了他榮譽博士的稱號，但是他在哈佛的一次演講中也提到他在哈佛學習時的諸多不順利，在學校里面也遇到了很多的障礙，以及創業的艱辛，事實證明像馬云和比爾蓋茨這樣的大神級的人物，在他們的學業之初和創業之初也真的沒有什么了不起。
今年畢業的，我們汕頭大學的各位同學，更沒有像馬云那樣三次高考三次落榜的悲慘經歷吧？大家都順利的畢業了，這一點比比爾蓋茨還牛啊！但是這兩個人畢業之后走出校門之后都有他們不同尋常的思維，堅持不懈的努力，當然還有時代賦予他們的好運氣，使自己從一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最終成為了一個了不起的人，所以馬云和比爾蓋茨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們曾經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們的了不起更在于他們實際上已經了不起了，但他們還自認為沒什么了不起。
同學們，你們今天就要畢業了，你們可能有一點點沾沾自喜，因為比爾蓋茨都沒能大學畢業。但是我想告訴同學們畢業才是真正的開始，所有的學習都是在為走向社會做準備，北方的民間有一句粗俗的比喻，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遛。話很糙，但理不糙。你們是沒有什么了不起呢，還是真正的了不起呢？都需要用在社會生活的廣闊海洋里的拼搏創造實踐來證明。
同學們，我當過20年兵，當兵的時候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這句話據說是拿破侖說的。這句話其實是片面的，如果所有的士兵都能成為將軍，誰來沖鋒陷陣？一將功成萬骨枯，當了將軍的士兵是極少數。構成一支軍隊的大多數是根本不當將軍的士兵，而不想當將軍的士兵未必不是好士兵。后來有人告訴我拿破侖的還是原話是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當不好士兵，永遠當不好將軍，士兵要有理想有抱負，但同時要立足現實，腳踏實地，干好本職工作。
同學們，大學盡管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但校園內的生活比起廣闊復雜的社會還比較單純，但年輕人就是要敢于挑戰。像海燕一樣，渴望著暴風雨的洗禮，無論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要懼怕，因為希望總是在困難中孕育，機遇也在困境中產生，社會是分階層的，有將軍也有士兵，有老板也有員工，有領導也有下屬，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我想未來也是如此。
這就要求同學們在畢業之后要踏踏實實的從最普通的最瑣碎的工作干起。但如果你有一個億萬富翁的老爸在，明天就要把公司交給你，這就另當別論了。但是假如我是你們其中某一個人的有億萬資產的老爸，在把大權交給你之前，我會讓你先去干最臟最累的工作。
同學們，我們希望大家創新，創業，立大志，考大官，做大事，發大財。但畢竟最終能當上大官，做成大事，發了大財的是極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在普通的崗位上勤勤懇懇的，踏踏實實的，一絲不茍的認真負責地工作著，這樣的人是支撐這個社會寶塔的最堅實的基座。他們雖然得不到萬千粉絲的追捧，雖然得不到勛章和獎牌，雖然得不到絢麗的舞臺上出彩的機會，但作為一個為社會為他人也為自己辛勤勞動的人，也是值得尊敬的，平凡而偉大的，了不起的人。
馬云了不起。馬云的那位在飯店洗衣房里勤勤懇懇工作著的外甥也了不起。同學們，過去40年，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在未來的40年里，中國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誰能想象出來，哪怕千分之一，也必將占盡先機。變化就是機遇，變化越大，機遇越多，希望同學們抓住機遇，敢想敢干，既要有鴻鵠之志，又要實事求是，只要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又要嚴防食物中毒。
最后，我祝愿同學們抖擻精神。投身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奮勇搏擊，爭取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不同崗位上的狀元，成為不同角度的模范。成為自己認為沒啥了不起，別人認為你確實了不起的人。
謝謝大家。
莫言的演講稿 篇4
以下是莫言演講時的金句段子集錦：
三年前我參觀了哈佛大學的校園，寫了一首詩，其中一首詩是這樣寫的：“又有人摸著哈佛的左腳照相，青銅被摸成黃金。后面還有數十人排隊等候，是那樣的耐心，哈佛滿面愁容，似乎腳痛。”三百多年來，這里走出了很多精英，也走出來——我不敢說“很多”——庸才。而庸才，更喜歡宣稱我來自哈佛，我是摸著哈佛的左腳畢業的。
從哈佛這樣的名校畢業，當然很光榮。但是從汕頭大學這樣暫時還不太出名的大學畢業，同樣很光榮。因為，哈佛畢業的并不說明，他必然就能轟轟烈烈的有益于人類的業績。而從汕頭大學畢業的，假以時日，必有人能做出萬眾矚目的，利國利民的豐功偉績。
一座大學之所以著名，當然要靠優秀的教師，教師隊伍里一定要有被世人公認的`大師，甚至是學校的建筑，校園的風景，都是大學著名的因素。但是一所大學之所以是著名大學的根本是因為這所大學培養出了杰出的人才。
我想可能馬云、比爾蓋茨他們自己內心也認為自己沒有什么了不起。而只有那些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才會狂妄地認為自己了不起。馬云說創業之初他的團隊只有18個人，這18個人都來自普通的家庭，不是富豪，也沒有政治背景，甚至沒有才華。但是馬云對他的團隊說，如果我們可以成功，那么全世界80%的年輕人都可以成功。馬云和比爾蓋茨的了不起，在于他們曾經沒有什么了不起，更在于他們實際上已經了不起了，但他們還自認為沒什么了不起。
畢業才是真正的開始，所有的學習都是在為走向社會做準備，北方的民間有一句粗俗的比喻，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遛。話很糙，但理不糙。你們是沒有什么了不起呢，還是真正的了不起呢？都需要用在社會生活的廣闊海洋里的拼搏創造實踐來證明。
如果所有的士兵都能成為將軍，誰來沖鋒陷陣？一將功成萬骨枯，當了將軍的士兵是極少數。構成一支軍隊的大多數是根本不當將軍的士兵，而不想當將軍的士兵未必不是好士兵。
大學盡管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但校園內的生活比起廣闊復雜的社會還比較單純，但年輕人就是要敢于挑戰。像海燕一樣，渴望著暴風雨的洗禮，無論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要懼怕，因為希望總是在困難中孕育，機遇也在困境中產生，社會是分階層的，有將軍也有士兵，有老板也有員工，有領導也有下屬，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我想未來也是如此。這就要求同學們在畢業之后要踏踏實實的從最普通的最瑣碎的工作干起。
莫言的演講稿 篇5
汕頭大學XX年畢業典禮目前正在進行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知名作家莫言作為主禮嘉賓致辭。
莫言說，他參加了很多畢業典禮，這是他參加的最激動的畢業典禮。毫無疑問，汕頭大學暫時還不如哈佛大學著名。但是，在哈佛大學畢業很光榮，在汕頭大學畢業也很光榮。因為在哈佛大學畢業的不一定都能干出大事，而在汕大畢業也能干出豐功偉績。
莫言說，大學之所以為大學，是因為大學培養出了杰出的人才。莫言說，我們可能變成不了馬云和比爾蓋茨，但是馬云和比爾蓋茨也沒啥了不起，因為他們也是一步一步過來的。“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是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沒有什么了不起。而那些不是了不起的人，卻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莫言說，事實證明，像馬云和比爾蓋茨這種大神，在畢業之初或者創業之初，都沒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們用堅持不懈的努力和時代賦予的.好運氣，成為了了不起的人。
莫言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做不好士兵的士兵也是做不好將軍的。年輕人要腳踏實地，要像海燕一樣渴望暴風雨的洗禮。“ 同學們畢業之后，要踏踏實實，從最樸素的工作干起。假如我是一個億萬家產的老爸，我也會在大權移交之前，讓自己的孩子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他說，我們都想做大官做大事發大財，但這畢竟只是最少數的人。更多的人都是平凡人。“ 馬云了不起，但是在馬云洗衣房里勤勤懇懇工作的馬云外甥難道不是也了不起嗎？”
莫言說，要做敢于吃螃蟹的人，也要嚴防食物中毒。要在平凡的崗位上堅持，成為一個自己覺得沒啥了不起但是別人覺得了不起的人。
莫言的演講稿 篇6
宗璞描述媽媽的話質樸無華，但卻令人感動。
莫言演說的主題風格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讓我感受深刻的是莫言描繪母親得話。母親是位質樸的人，當她被別人打多年以后，被打的人變成了行走蹣跚的老人當我不理智地想要去打這名仇敵，被母親勸阻了；當我賣菜時多收一位老人一毛錢讓母親遭受了斥責，本以為母親要火冒三丈可是我覺得不對母親僅僅語重心長地講過句話；當難能可貴品嘗到的水餃母親分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乞丐老人；當母親中老年生病活著沒快樂，只求家人安心。
這四件細微的事，讓我覺得裹小腳、沒文化的母親提升變成了一名哲學家，這種字里行間中間充滿了我母親的'善解人意、質樸。
我媽媽如同莫言的母親一樣溫柔可親、通情達理。當我開啟汽車車門一不小心撞傷了騎車人，弄得他手里血水直流，媽媽不斷致歉，她這類低聲下氣的語調讓我內心長出一種說不出口的覺得，我的眼睛會潮濕淚水立刻就需要奪眶而出了；當媽媽賣票時，一些沒禮貌的消費者對媽媽明目張膽地說臟話，媽媽不容易還嘴，總是委屈求全的說一句抱歉，由于她了解顧客是上帝；當天橋旁坐滿了乞丐老人，媽媽會投出憐憫的眼光，隨后從包里取下錢一一給這些乞丐老人。
莫言的母親溫柔大氣、通情達理，是母親中的榜樣。我的母親也是如此令人覺得溫暖。
莫言的演講稿 篇7
20xx年，中國文學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2月在瑞士文學院領獎臺上他發表了熱情揚溢的獲獎感言，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一些家規教育的經典。莫言說：“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據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可以看出莫言的母親對他一生的影響巨大，正是由于他母親的啟蒙教導，造就了他一些優秀的人格品德，才收獲了人生如此巨大的成就。從莫言受他母親的啟蒙教導的一些故事里，閃爍著中國家規教育經典。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這則故事說明人要具有愛心。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這則故事說明莫言母親是一個胸懷寬廣之人，“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試想，若莫言報仇了那個看守麥田的人，他不就是一個小人了嗎？他的人生或許不是現在這樣，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生也是帶有不光彩的污點。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這則故事說明人要具有同情心。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這則故事說明人要誠實。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這則故事說明人要堅強。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這則故事說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這則故事說明人要三分耕種七分讀書，要做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
莫言的演講稿 篇8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里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的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有我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
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做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得那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族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肥*》。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肥*》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XX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地，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
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說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莫言的演講稿 篇9
女士們先生們：
下午好！
開了兩天會，終于談到了文學。上個月，我因為胃出血住進了醫院，出院以后身體虛弱，本來想跟有關方面打個招呼，在家養病，不來參加這個會議。但我妻子說：既然已經答應了別人，就應該信守，盡管你一爬樓梯就冒虛汗，但我建議你還是要去。你若不去，對會議主辦方很不尊重。聽妻子話，我來了。我臨出門的時候，妻子對我說：聽說德國的高壓鍋特別好，你買一個帶回來。我這才明白她讓我來的真正目的是讓我來買鍋。我前天上午已經完成了任務，買了個高壓鍋在床頭放著。這次來呢，我還知道德國某些媒體給我上背上了一個黑鍋——非常抱歉，可能給同傳翻譯的女士增加了困難，中國人將強加于自己的不實之詞稱為‘背黑鍋’——中國有一些小報經常這樣干，經常造我的謠言。我沒想到像德國這樣號稱嚴謹的國家的媒體也會這么干。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差不多。這次我來法蘭克福，收獲很大，買回了一個銀光閃閃的高壓鍋，同時卸下了一個黑鍋。我是山東人，山東人大男子主義，如果一個男人聽老婆的話會被人瞧不起的，我這次來才體會到老婆的話一定要聽。我如果不來，第一買不回高壓鍋，第二我的黑鍋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話體現了兩個很寶貴的原則，一個是要履行，答應了別人一定要做到；第二個就是別人好的東西我們要拿過來。德國的鍋好，我們就買德國的鍋。我老婆的這兩點寶貴品質值得很多人學習。前天晚上我給她發了個短信，把我這次的行動做了匯報。她給我回短信：再買一個高壓鍋。兩個高壓鍋太沉了！我就給她撒了一個謊：德國海關規定每個人只能買一個高壓鍋。假如我們的德國朋友不反對，不怕中國人把德國的高壓鍋買得漲價的話，我回去會利用我在中國的影響，寫文章宣傳德國鍋的好處，讓全中國的家庭主婦都讓她們的丈夫來買鍋。
光說鍋也不行，我們還得說文學。我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作家是有國籍的，這毫無疑問，但優秀的文學是沒有國界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于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它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像德國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馬斯·曼的作品、伯爾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馬丁·瓦爾澤的作品還有西格弗里德·倫茨的作品，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讀過。我認為他們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價值的、超越了國界的文學。盡管他們描寫的是中國讀者并不熟悉的德國生活，講的是德國的故事，但因為他們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國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時，也表現了人類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們的作品就獲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證，因此他們的文學既是德國的文學也是世界的文學。我必須坦率地承認，中國當代文學中也就是從1949年到現在的文學當中，確實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備世界文學的素質的。因為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時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們心中的真實的情感表露出來。這種情況從上個世界的80年代發生了變化。盡管有很多人對中國最近30年來的文學的評價不高，包括德國的漢學家顧彬先生，他對我們最近30年來的當代文學評價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說法，我在這里就不重復了。但是我個人認為最近30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寫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學品質的優秀作品。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能在30年來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和巨大的成績，是因為我們中國作家30年來大膽地謙虛地向西方文學進行了學習，包括向德國作家的作品學習。但是向西方文學的學習并不意味著要照著西方文學的模式來克隆我們自己的小說、詩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確實經過了簡單模仿的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很快就過去了，因為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樣的模仿是沒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義呢？那頂多說你是中國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馬丁·瓦爾澤模仿得再像，也沒有意義，頂多說你是中國的馬丁·瓦爾澤。要取得自己的文學地位，就必須寫出屬于自己的與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一個國家的文學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同樣也要具備自己的鮮明的風格，跟別的文學在基本點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鮮明。所以我想，中國文學既是世界文學一個構成部分，也是屬于中國自己的，這才是對的。那如何實現這一個目標，這就需要我們在向中國古典文學、西方文學包括德國文學學習的同時，去發掘我們中國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當中所蘊藏著的創作資源，包括我們每一個人與別人不一樣的親身經驗。然后在我們個人獨特經驗的基礎之上，塑造出我們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錘煉出屬于我們自己的文學語言，創作出具有鮮明個性的小說或者詩歌。這樣的話，作為一個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壇當中的地位，作為一個國家的文學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但是這個目標目前還遠遠未能實現。我們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離我所想象的偉大的文學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確實還是要繼續謙虛地學習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學習我們中國傳統文學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當中去，親身體驗，寫出自己感觸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覺，那么我們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學的價值，否則很難說我們寫的到底是什么東西。
另外，我想談一下文學多樣化的問題。高壓鍋可以批量生產，而且越符合標準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學最怕的就是批量生產。我確實沒有資格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評價，因為在這30年來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文學作家，出現了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的文學作品。如果一個人沒有大量的閱讀文學作品，要對它做一個總體性的評價是很冒險的也是很不負責的。我也沒有興趣過多地評論別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關于文學的標準，而且我按這個標準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可以不喜歡某個作家，但是我無權干涉他的創作方式。如果我作為一個批評家，當然要盡量排除掉我個人的審美偏好，盡量客觀地評價別人。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我就可以非常個性化地選擇我所喜歡的，不讀我不喜歡的。剛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會生活的關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好的文學、好的作家當然離不開社會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必須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保持一種高度的興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體驗。你要對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一個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樣。對于一個作家、對于文學來講，最可貴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樣。如果我們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樣，那么這么多作家的存在價值就值得懷疑。在社會中，有的時候我們要強調一種共性，但是在文學當中確實要高度地強調個性。在國內，我做過的很多演講都以文學的個性化與作家的個性化為題目。這也是30年來中國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從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脫出來。作家對社會上存在的黑暗現象，對人性的丑和惡當然要有強烈的義憤和批評，但是我們不能讓所有的作家用統一的方式表現正義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號，表達他對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的看法，但是我們也要容許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說或者詩歌或者其他文學的樣式來表現他對社會上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評，而且我想說對于文學來講，有個巨大的禁忌就是過于直露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作家的政治觀點應該是用文學的、形象化的方式來呈現出來。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學的方式，那么我們的小說就會變成口號，變成宣傳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態度，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確實跟政治家、社會學家的表現方式不一樣的，即便是作家隊伍里面也應該有很多差異。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強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樣。最終我還是認為，歸根結底，一個作家還是要用作品來說話，因為作家的職業決定了寫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職責。如果一個人只有作家的名號，沒有小說、詩歌，沒有其他的文學作品，那么算個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為他寫了作品；什么叫作家？因為他寫了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什么是偉大作家？因為他寫出了能夠影響全人類的偉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號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作品，那么你這個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當然我想每個人都不徹底，我也不徹底。如果我徹底的話，那么我就應該像我的名字一樣不要說話。所以我也不徹底，我也要說話。
最后我要再講一個題外話，就是德國報紙所報道的關于我對某某參加會議的看法。有的報紙講的很具體，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個房間”等等。我看到這些報道有點莫名其妙。我11號下午下了飛機才知道這件事，而關于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在11號之前已經在媒體上公布了，是怎么得來的？是誰采訪的我？這件事我還真得謝謝我妻子，謝謝她讓我來，如果我不來，真的說不清楚了。我覺得論壇嘛，誰都可以說話。已經是21世紀了，沒有任何人能把誰的發言權剝奪。誰都可以發言，誰都可以在不影響到別人自由的情況下發表自己對所有問題的見解。當然，誰也都可以不發言。如果有人想用強制的手段剝奪別人這種權利，這是違反最基本的準則的。我是一個50多歲的人啦，也是一個號稱寫了很多小說的所謂的“作家”，不至于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說出那么荒唐的話來。
最后，我講一個小故事。聽說法蘭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國，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關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我想，這個故事向我們傳達的就是對貝多芬的尊敬和對歌德的蔑視。在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并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謝謝大家！
莫言的演講稿 篇10
感謝而且佩服日本朋友們，為論壇選擇了這么一個豐滿的議題。人類社會鬧鬧哄哄，亂七八糟，燈紅酒綠，聲色犬馬，看上去無比的復雜，但認真一想，也不過是貧困者追求富貴，富貴者追求享樂和刺激――基本上就是這么一點事兒。中國古代有個大賢人司馬遷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中國的圣人孔夫子說過：“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中國的老百姓說：“窮在大街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無論是圣人還是百姓，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文盲，都對貧困和富貴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為什么人們厭惡貧困?因為貧困者不能盡情地滿足自己的欲望。無論是食欲還是性欲，無論是虛榮心還是愛美之心，無論是去醫院看病不排隊，還是坐飛機頭等艙，都必須用金錢來滿足，用金錢來實現，當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擔任了高官，要滿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錢。富是因為有錢，貴是因為出身、門第和權力。當然，有了錢，也就不愁貴，而有了權力似乎也不愁沒錢。因為富與貴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為一個范疇。
貧困者羨慕并希望得到富貴，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當的欲望，這一點孔夫子也給予肯定，但孔夫子說： 盡管希望富貴是人的正當欲望，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的富貴是不應該享受的。貧困是人人厭惡的，但不用正當的手段擺脫貧困是不可取的。時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導，早已變成了老百姓的常識，但現實生活中，用不正當的方式脫貧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當的方式脫貧致富但沒受到懲罰的人比比皆是，雖然痛罵著那些用不正當的方式脫貧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機會也會那樣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這就是所謂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羨錢財，不慕富貴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三國時高人管寧，鋤地見金，揮鋤不顧。同鋤者華歆，撿而視之，復擲于地，雖心生欲望，但能因為面子而擲之，已屬不易。莊子垂釣于濮水，楚王派兩個使臣請他去做官，他對兩個使臣說：楚國有神龜，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錦緞包裹，供于廟堂之下，對神龜來說，是被供在廟堂之上好呢?還是活著在爛泥塘中搖尾巴好呢?使臣說，那當然還是活著在爛泥塘中搖尾巴好。莊子的這則寓言，包含著退讓避禍的機心。
盡管古人為我們樹立了清心寡欲、安貧樂道的道德榜樣，但卻收效甚微。人們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蠅逐臭，從古至今，釀成了無量悲劇，當然也演出了無數喜劇。文學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藝術形式，當然會把這個問題作為自己研究和描寫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學家大多也是愛財富逐名利的，但文學卻是批判富人、歌頌窮人的。當然文學中批判的富人是為富不仁、或通過不正當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學中歌頌的窮人也是雖然窮但不失人格尊嚴的窮人。我們只要稍加回憶，便能想出許許多多的文學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們的性格時，除了給予生死的考驗和愛恨情仇的考驗之外，經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貴當成試金石，對人物進行考驗，經過了富貴誘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經不住富貴誘惑的便墮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幫兇。當然，也有許多的文學作品，讓他的主人公，借著金錢的力量，復了仇，雪了恨，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學作品，讓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個富且貴的大團圓結局，這就又從正面肯定了富貴的價值。
人類的欲望是填不滿的黑洞，窮人有窮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漁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當貴婦人，當了貴婦人，她又要當女皇，當上了女皇，她又要當海上的女霸王，讓那條能滿足她欲望的金魚做她的奴仆，這就越過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過大，必然爆破。凡事總有限度，一旦過度，必受懲罰，這是樸素的人生哲學，也是自然界諸多事物的規律。民間流傳的許多具有勸誡意義的故事都在提醒人們克制自己的欲望。據說印度人為捕捉猴子，制作一種木籠，籠中放著食物。猴子伸進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來。要想拿出手來，必須放下食物，但猴子絕對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沒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嗎?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有的人有的時候有，有的人有的時候沒有。有的人能抵擋金錢的誘惑但未必能抵擋美女的誘惑，有的人能抵擋金錢美女的誘惑，但未必能抵擋權力的誘惑，人總是會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東西，這就是人的弱點，也是人的豐富性所在。
中國的哲學里，其實一直不缺少這樣的理性和智慧，但人們總是“身后多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說是人性的陰暗面。依靠道德勸誡和文學的說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佛教就用“萬事皆空，萬物皆無”來試圖扼制人的貪欲，因為貪欲是萬惡之源，也是人生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紅樓夢》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要控制人類的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還是法律，法律如同籠子，欲望如同猛獸。人類社會千百年來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學與人的貪欲的搏斗。盡管不時有猛獸沖出牢籠傷人的事件，但基本上還是保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實現;國與國之間的和平關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實現。一個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釀成兇殺;一個國家的欲望失控，那就會釀成戰爭。由此可見，國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個人控制自己的欲望還要重要。
在人類社會中，除了金錢、名利、權勢對人的誘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誘惑就是美色的誘惑。這問題似乎與女性無關，但其實也有關。歷史上曾經爆發過因為爭奪一個美女而發生的戰爭，也曾經因為美女，而讓某些統治者丟掉了江山社稷。絕對地否定色欲當然不對，因為沒了這欲望，人類社會也就無法延續。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但他們多半是口是心非，盡管深宮中妻妾成群，但民間卻要存天理滅人欲，男女之情，被視為洪水猛獸。這樣的觀念，體現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對于人類貪婪的財富欲望和權勢欲望，文學與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對于性欲，尤其是升華為愛情的性欲，文學作品卻經常地另唱別調，有時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國有《牡丹亭》、《西廂記》、《紅樓夢》，外國有《卡特萊夫人的情人》。這也是一個文學的永恒的主題，沒有男女之間的欲望，沒有情與愛，似乎也就沒有了文學。
毫無疑問，貧富與欲望，依然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類痛苦或者歡樂的根源。中國人近年來的物質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個人的自由度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寬松，但人們的幸福感卻沒有多大的提高。因為財富分配不公，少數人利用不正當的手段致富導致的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發戶們的驕奢淫逸、張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層百姓的仇視，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與權勢的勾結又制造出種種的惡政和冤案，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種仇官心理。仇富與仇官的心理借助網絡這一現代化的傳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階層談網色變，惡行有所收斂，但網絡自身也成為藏污納垢的場所。
一百多年前，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國的口號，三十多年前，中國的政治家提出科技興國的口號。但時至今日，我感到人類面臨著的最大危險，就是日益先進的科技與日益膨脹的人類貪欲的結合。在人類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發展已經背離了為人的健康需求服務的正常軌道，而是在利潤的驅動下瘋狂發展以滿足人類的――其實是少數富貴者的病態需求。人類正在瘋狂地向地球索取。我們把地球鉆得千瘡百孔，我們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氣，我們擁擠在一起，用鋼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將這樣的場所美其名曰城市，我們在這樣的城市里放縱著自己的欲望，制造著永難消解的垃圾。與鄉下人比起來，城里人是有罪的;與窮人比起來，富人是有罪的;與老百姓比起來，官員是有罪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官越大罪越大，因為官越大排場越大欲望越大耗費的資源就越多。與不發達國家比起來，發達國家是有罪的，因為發達國家的欲望更大，發達國家不僅在自己的國土上胡折騰，而且還到別的國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極和南極，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騰。地球四處冒煙，渾身顫抖，大海咆哮，沙塵飛揚，旱澇不均等等惡癥候，都與發達國家在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態發展有關。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其實擔當著重大責任，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責任，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人們，尤其是那些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了財富和權勢的富貴者們，他們是罪人，神靈是不會保佑他們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虛偽的政治家們，所謂的國家利益并不是至高無上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有一千條裙子，一萬雙鞋子的女人們，她們是有罪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有十幾輛豪華轎車的男人們，他們是有罪的;我們要告訴那些置買了私人飛機私人游艇的人，他們是有罪的，盡管在這個世界上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但他們的為所欲為是對人類的犯罪，即便他們的錢是用合法的手段掙來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告訴那些暴發戶們、投機者們、掠奪者們、騙子們、小丑們、貪官們、污吏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如果船沉了，無論你身穿名牌、遍體珠寶，還是衣衫襤褸不名一文，結局都是一樣的。
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向人們傳達許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蓋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如果房子蓋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們要讓人們記起來，在人類沒有發明空調之前，熱死的人并不比現在多。在人類沒有發明電燈前，近視眼遠比現在少。在沒有電視前，人們的業余時間照樣很豐富。有了網絡后，人們的頭腦里并沒有比從前儲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沒有網絡前，傻瓜似乎比現在少。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讓人們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們失去了旅游的快樂，通訊的快捷使人們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過剩使人們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們失去戀愛的能力。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沒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發展，沒有必要讓動物和植物長得那么快，因為動物和植物長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沒有營養，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藥。(搜索微信公眾號“投黑馬”專注于文創領域眾籌的O2O平臺)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在資本、貪欲、權勢刺激下的科學的病態發展，已經使人類生活喪失了許多情趣且充滿了危機，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悠著點，慢著點，十分聰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給子孫。
我們要用文學作品告訴人們，維持人類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質是空氣、陽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當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告訴人們，人類的好日子已經不多了。當人們在沙漠中時，就會明白水和食物比黃金和鉆石更珍貴，當地震和海嘯發生時，人們才會明白，無論多么豪華的別墅和公館，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團泥巴;當人類把地球折騰得不適合居住時，那時什么國家、民族、政黨、股票，都變得毫無意義，當然，文學也毫無意義。 我們的文學真能使人類的貪欲，尤其是國家的貪欲有所收斂嗎?結論是悲觀的，盡管結論是悲觀的，但我們不能放棄努力，因為，這不僅僅是救他人，同時也是救自己。
莫言的演講稿 篇11
最開始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網上就到處傳播各種消息，以至于我這個平時不關注諾貝爾的人也知道莫言這個鼎鼎大名的人物。
就從他的演講詞中看，我能看到他對母親深深的愛，而且他母親對他從小到大的影響必然也是很深的。一個母親，對孩子從小的教育，決定著孩子的成長基礎，而莫言母親，是一位善良，偉大，并且懂得教育的母親。她對孩子的日常行為教導有方，她不是一個作家，不是一個名人，但她留給莫言的有寬容與如何做一個好人，教會莫言如何不去歧視一個乞討的老人，如何不去恨一個把自己打翻在地的仇人。
我們的`生活每天都會有各種形形色色的小事發生，要善于發現生活，感受生活。莫言用他自己的眼光，看待生活，講生活中的各種事情，匯聚一起，造就了他的作品。在莫言得獎過后，對他有各種褒貶不一的說法。然而就像他自己說的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他還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來看待這一切。“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這是一種何等的大氣凜然啊，我想，這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就像現在很多人說的：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有時候這種淡然的態度反而能幫助我們干成大事。而莫言這一切的成就與品性，都與他的母親息息相關。這使我想到了現在的很多家庭的教育，對孩子的溺愛，使孩子變得沒禮貌，自私。亦或是對孩子的冷漠，使孩子變得孤傲，甚至人格扭曲??
莫言講的第一個故事，他說：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還有最后一個破廟的故事，我覺得是有共通點的。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大眾想法去強求或要求別人也要這么去做。也有不同，第一個故事，裝哭蘊涵了這個社會上的類似現象，為了一種表面的東西，許多人便開始裝，但卻從未去發自內心感受。而第三個故事，我始終覺得，是上天在給他們機會，寬容是它的本意，但其余7人惡劣的行為，只會成為罪惡的源頭。至于第二個故事，我覺得是說到一個禮貌態度問題吧，畢竟母親從小對他的教育，后來讓他覺得這么做是不對的。還有就是一種過分的自尊，其實是會傷害到他人的。
莫言這篇演講，言辭樸實，卻不乏真情，細細品味，越能感受到他的智慧。
莫言的演講稿 篇12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里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和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和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的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的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
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我在寫作《天堂的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香的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的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的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的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么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莫言的演講稿 篇13
尊敬的國王、王后和王室成員，女士們先生們：
我的講稿忘在旅館了，但是我記在腦子里了。
我獲獎以來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見證到，諾貝爾獎確實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獎項，它在全世界的地位無法動搖。我是一個來自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的一個農民的兒子，能在這樣一個殿堂中領取這樣一個巨大的獎項，很像一個童話，但它毫無疑問是一個事實
我想借這個機會，向諾獎基金會，向支持了諾貝爾獎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像瑞典皇家學院堅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摯的感謝。
我還要感謝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譯成了世界很多語言的翻譯家們。沒有他們的創造性的勞動，文學只是各種語言的文學。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勞動，文學才可以變為世界的文學。
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親人，我的朋友們。他們的友誼，他們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閃耀光芒。
文學和科學相比較沒有的確是沒有什么用處。但是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他沒有用處。
謝謝大家！
莫言的演講稿 篇14
每次來北師大，心里面都感覺很慚愧，也很后悔，后悔當年沒有認真學習。當我拿到教授證書的時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為一個教授總是要開口說話，而且一開口說話總是要比學生高明。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沒有足夠的學問修養，很可能被學生轟下臺去。所以我這個教授起碼幾年之內是不敢講課的。我要向同事認真學習。這個教授實際上也是我獲得的北師大“入學”通知書。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在北師大能夠認真地學一點東西，跟同學們平等地交流，從同學們那里汲取一些靈感和學問，這個機會對我非常重要。
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開以后，很多記者去醫院采訪當時住院的我的導師童慶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從網上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心里非常感動。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每當學生得到榮譽的時候，老師就“退”到后面去；學生遇到困難，老師則會挺身而出。
我這樣說并不是隨口說的，是有事實依據的。
當年，童老師把我從即將離開學校的道路上拽回來，讓我拿到了北師大碩士的畢業證書。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感覺到困難重重。因為寫小說和做論文不是一種學問，寫小說我可以一天寫一萬字，而論文我寫了兩個月，才寫了一千字，而且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論文的規范。最后我覺得快要放棄了，又是童老師說，“一定要把這個學位拿到。現在沒有用，將來會有用。”后來我就“咬牙切齒”地繼續堅持做我的論文，再后來童老師在我的論文中引經據典地加了很多內容。現在看來，童老師讓我把這個碩士學位拿到手確實是正確的。因為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書的扉頁上印簡歷時，就一直“毫不客氣”地印上“北師大文藝學碩士”。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一個虛名，要真正達到碩士水平，還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這個教授聘書，就相當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學通知書，奮斗幾年，爭取達到“碩士”水平。
音樂作為一門藝術，非常抽象。在音樂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譯，而且彈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個高興的人可以從中聽到讓他高興的音符，一個悲傷的人即使讓他聽一首歡快的樂曲也會聽出眼淚。它的彈性非常大，詮釋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學養，不同階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釋。
我認為，好的文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
好的文學不應該那么清澈透明，不應該只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應該有其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曖昧性，它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他、讀到他自己，它也會讓每一個讀者隨著時間、隨著各方面的變化而從同一本書里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夠寫出具有這樣最大彈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說來，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是一目了然的。我過去的寫作一直在追求這樣的藝術風格，但是迄今我還沒有完全達到。
當然，這也涉及到做人的問題。我知道，我得獎以后圍繞著我的做人問題網絡上開了“鍋”。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至今身上還帶著很土的泥巴味的這么一個會寫點小說，會講點故事的農民作家。如果一個人沒有被人批評，這個人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議論，就是因為他身上帶著非常復雜的特質，比較豐富。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豐富的人，我給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們可以來解讀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歪曲”我，或者正確地理解我，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這讓我看到了無數我自己看不到的側面。
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問題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但我寫作的時候沒有想過國外的讀者，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讀者也是我們中國的讀者，誰會想到我的小說要給外國的讀者來看？所以這又涉及到創作出發點的問題：作家到底為什么寫作？為自己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如果是為讀者寫作，到底是為中國讀者還是為外國讀者？是不是為翻譯家寫作？
我認為，作家為誰寫作都可以，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盡管文學走向世界必須經過翻譯家的翻譯，必須經過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果想著翻譯家，那勢必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大打折扣，勢必會為了翻譯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寫作難度，所以我堅決地說什么人都可以考慮，但千萬別為翻譯家考慮；什么人都不能忘記，但是一定要忘記翻譯家。只有如此，才能寫出具有個人風格、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說來。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大家不要小題大做，因為不論我在高密、北京，還是瑞典，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甚至有一點點歉疚，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國有許多好的作家，他們都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他們之所以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是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或者說去年我的運氣很好，本來是很多人有資格獲得的這樣一個獎項卻落到了我這樣一個人身上，我也覺得很慚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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