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長恨歌》中王琦瑤的悲劇命運及現實意義
摘要：王安憶的《長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瑤自始至終是一個悲劇人物。本文遵循著她的人生軌跡，分別從她與李主任的初戀結局，與康明遜的愛情遭遇，與程先生的姻緣始末，與老克臘的老少畸戀等方面，闡述了王琦瑤的個性性格、傳統的觀念、時代的動蕩、“文革”的沖激，造就了王琦瑤的悲慘命運，以顯示人類與命運所進行的抗爭和最后無法挽回的失敗，這一悲劇散發著令人著迷的藝術感染力，我力圖從宏觀的視角，探求她的現實意義，給世人以些許有益的洗教。
關鍵詞：長恨歌 王琦瑤 悲劇 意義
《長恨歌》自1995年發表以來，引起了廣泛關注。文中女主人公王琦瑤本是中產資級家庭中典型弄堂女兒，她熱愛唱歌，哼著周旋的《四季調》;她算不上是校園的才女，卻有著家常養眼的好看。這美，不是遠距離的美，而是近在咫尺的美。本文將從性格悲劇、城市悲劇、自然悲劇、女性悲劇解讀女主人公陷入的悲劇命運，以顯示人類與命運所進行的悲壯的抗爭和最后無法挽回的失敗。
一、悲劇的眼光
王安憶曾說：“我覺得好的作品就像一座房子，里邊房間再多，線索卻是簡單的，我們只要找到了一扇主要的門，這房門一旦打開，我們就會順利地走遍了所有的房間，并且發現所有的房間其實是連成一體的”①。在《長恨歌》中，我們不難發現王琦瑤悲劇的一生正是這樣一扇能走向所有房間的“門”，也是開啟所有房間“門”的鑰匙。作者透過“日常化”的感情視角，不厭其煩地敘述了王琦瑤——十里洋場上一個典型的弄堂女兒冗長瑣碎的一生悲劇：由美麗純情的學生到風光無限的“滬上淑媛”、三小姐，再到改革開放后的舊社會遺老;由陰澀萌動的弄堂到奢華艷極的愛麗絲公寓，再到平淡質樸的平安里;由叱咤一時的要員外室到不能負責的康明遜情人，再到與老克臘的畸形黃昏戀……最終碧落在長腳那雙看似闊綽卻骯臟的手上，落得個凄涼的晚景。雖然如此的結局早在作品開頭片廠里的那一幕預演了，但它真的來臨時，我還是感到了震驚產生了憐憫，領悟了“強烈的宿命感是王安憶筆下無一例外的精神物質”。
綜觀王琦瑤悲歡起落飽經滄桑的一生，其大多是漂泊在“世俗化”的日常瑣碎中，除了一時的“滬上淑媛”風光，短暫的“三小姐”光環和轉瞬的李主任外室。因為在王安憶看來：“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說里描繪重大的歷史事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當表現日常生活”②。所以喋喋不休的下午茶，漫無邊際的圍爐夜話，無休無止的舞會，流言，鴿子等等充斥全篇。我們耳染目渲了滾滾紅塵里極盡繁華背后的陰暗角落里城市女性的身影。當虛榮逝去，繁華不再，我們看到百孔千瘡的城市里，這個女人仍在都市情欲堆中打滾。她一生在命運的巨手中掙扎浮沉，忙忙碌碌，作為“類”的代表她是一個城市女性的影子和代言人，她的故事實際上是一座城市的故事，她的悲劇實際上是整座城市的悲劇。因為“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對城市進行新的闡釋，城市與女性是交融的，合而為一的”③。一個城市的“邊緣人”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地看世事的云起云舒，卻客觀上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出悲劇的主角，相信作者是有意為之的。作為一個表現現代人命運的悲劇，作者將眼光投向了普通人，并將對人生悲劇性的認識落實到日常“小故事”、“小歷史”中，為時代提供了不可代替的歷史記憶。“悲劇眼光的根本或要義首先在于從深處提出一切問題中最初(最后的)一個問題，這就是關于生存的問題。生存的意義在那里?悲劇的眼光將人看作尋根問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無依無靠。孤零零的面對著他自己天性中和來自外界的種種神秘和惡魔的勢力，還面對著受難和死亡這些無可避免的事實。”④這種眼光，無疑使得人物更加的豐滿，悲劇更加震撼和具有感染力。
二、悲劇的凸現
王琦瑤坎坷的一生，跨越了40年代到80年代，理想與現實充滿了落差，理智與情感沖突激烈。其差強人意的情感經歷，驗證了烏那穆諾的那句名言：在世界上，最富有悲劇性格的是愛。愛是幻想的產物，也是醒悟的根源。她與各色各樣男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貫穿其終生。她的悲劇也是通過這些男人凸現出來的，政要李主任、矢志不渝的程先生，懦弱無能的康明遜，追憶懷舊的老克臘……一一網織了這位上海末代小姐的悲劇命運，構成一對對宿命般的死結。
1、與李主任的悲劇初戀，源于她的性格。
和很多出身中等人家而又不安于現狀的漂亮女孩子一樣，王琦瑤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滿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上海繁華生活的追慕就是其中之一，在眾人的推舉喧嘩中選上了上海小姐。她以凈素取勝，在二十朵紅花中脫穎而出，她是“三小姐”，上海小姐的季軍。成就她這一夢想的便是掌握軍政大權的李忠德，李主任，而吸引李主任能夠用擲地千金換來的玫瑰花去支持王琦瑤的，便是其“御宇多年求不得”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她更愿意從李主任身上獲得“終生受益”的安慰，文革后復出，已知天命的王琦瑤參加舞會，跳拉丁舞，交往漂亮、瀟灑、聰敏、時髦，看起來讓人高興的年輕人，做豐富而精致的點心招待他們。作者曾把她比做一副古畫，把她的家稱為青春樂園，不無諷刺意義。
于是這位養在深閨初長成的王家18歲少女便和這位氣宇軒昂的40多歲軍派要員相愛了，住在與世隔絕豪華又凄清的愛麗絲公寓。每天，做著最孤獨的等待。這小小的公寓，就這樣一寸一寸的吸取了陽光，擄走了一個女人如水般的光陰。他們的愛，對于王琦瑤來說是一種終身托付、死去活來的愛，就像電影歌曲里唱的：天荒地老，世情冷暖，我受不住寂寞孤單;走遍人間，歷盡苦難，要尋訪你做我的旅伴。而對于李主任來說，則是情場愛海中的錦上添花，是情場老手的唾手可得。從此兩人便“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專夜。”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風雨飄搖的，任何一場政治變故都會令這座燈紅柳綠、物欲橫流的城市不寒而栗。而國共兩黨的紛爭再加上洋鬼子們的攙和就更使這座本來就前途未卜的城市變得撲朔迷離。李主任盡管掌握軍政大權，然而也難以改變自己為他人擺布的命運。令王琦瑤最擔心的就是他的來無影去無蹤，終于有一天他去了之后就再也沒有回來，而是讓程先生帶給王琦瑤一個“他死了，不要再等他了”的噩耗。王琦瑤哭得死去活來，就這樣在痛不欲生中結束了她的初戀。
王琦瑤悲劇中的性格還在于她對人生抱有一種茍且的態度，幻想著她不切實際的人生道路。
2、與康明遜的愛情悲劇，源于動蕩的年代。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王琦瑤捐出了李主任送給她的“愛麗絲”公寓，想平平淡淡地度過后半生。直至富家子弟康明遜的出現。使她和康明遜拋棄了世俗的偏見義無反顧地相愛了，不久王琦瑤便懷孕了。對于王琦瑤來說，這是她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已經少了一些初戀時的沖動，增加了一點生活的理智。
當然，歷史的轉折也不以正常的年份來劃分，更大的改變延后而來。至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以其狂飆突進之勢蔓延了整個大陸，為了能擺脫在上海“稀里嘩啦”的生活，在其父親指引下康明遜去了香港，想做出一番事業。懷著他的孩子的王琦瑤則選擇了留守，為了自己的聲譽，她拿著積蓄換了一段名正言順的婚姻，對象是一個身患絕癥的人。在兩人的結婚照片上只有攝相機拍下了她那無奈的眼神。在隨后的幾年里她依靠康明遜每月的接濟養活著自己和女兒，當康明遜五十九歲終于三藩市的時候，他們之間的恩情就徹底斷了。恐怕在這個“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的多事之秋，留下的也只有“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對于一個孤苦伶仃的女人來說，這又是一次令人悲痛的分離。
3、與程先生的姻緣悲劇，源于自然的變故。
王琦瑤本來可以和追求她的程先生成為天生的一對，可她偏把程先生看作退一萬步的底。上海在他們的眼里是在自己的城市看不見的城市，而他們卻是在錯誤的年代，總碰到自以為對的人。程先生和王琦瑤相識是一個偶然，他們是在蔣麗莉表哥的片場里結識的。作為鐵路專業出身的程先生，有一個業余愛好便是拍照片，而且專門給女明星拍照。他從第一眼見到王琦瑤，便被這位貌美的姑娘吸引了。可李主任的出現，改變了一切。
就在康明遜死去的時候，程先生的妻子也因為難以忍受王程二人的藕斷絲連而和程先生分手。
緣分讓王程二人再次相遇，程先生的臉上已經飽刻了歲月的風霜，從他滿臉的皺紋和花白的頭發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滄海桑田”。然而王琦瑤在經歷了幾次愛情變故后卻顯得風韻猶存，流露出一種婦人之美。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上帝對她有所偏愛，也并不意味著她的愛情悲劇有所好轉。
4、與老克臘的畸形戀情，源于偶然的意外。
與她女兒同齡的老克臘的出現卻又讓她已經絕望的感情上演了一次斷點續傳。老克臘的出現讓人感到意外，他與王琦瑤的愛戀更讓人感到意外。對于王琦瑤來說這或許是人生的黃昏之戀，或許是人生感情的最后一搏，也或許是對不公平的年代對她的不公平的愛情待遇的一次報復，總之讓人們在欣賞她與比她小得多的老克臘纏綿悱惻時，難免有種在激情掩蓋下的悲傷。對于老克臘來說，這是一種忘年的畸形愛戀，他對王琦瑤的愛讓人感到疑惑和猜測，或許是看上她的風韻猶存，或許是看上李主任留給她的一大筆遺產。然而這種畸形之戀正如程先生說的一樣是早晚要出事的。老克臘因參與黑市買賣受人欺騙遭警方的通緝，在王琦瑤家避難時，因為與王的爭執又將王誤殺，最終獲得無期徒刑。
三、悲劇的現實意義
瑤王琦瑤在情與愛的泥淖中結束了一生，在與男人的感情漩渦中凋零消逝。王安憶甚至不吝筆墨渲染了大量宿命色彩，讓她一生注定要在錯過與尷尬中度過。王琦瑤情感跌宕凄慘落泊的一生，似乎是失敗的，但我們不應該以成敗定人。因為“亞里士多德堅持說，悲劇人物既不應該是壞人，也不應當是圣人，而是有過失的好人”⑤，畢竟王琦瑤這個“有過失的好人”本身就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悲劇意義。
1、表現了王安憶對現代社會普遍人群的人文關懷。
王琦瑤作為遠離時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婦女成為作者的主筆，本身就說明了作者對下層平民的普遍關注和深切的同情。在《長恨歌》里也透露出了作者對王琦瑤的贊賞，作為處于命運砧板上的“魚肉”她一直沒有放棄,一直在闡釋著生命的真諦：活著。她把生活的細末瑣事處理得游刃有余，隨遇而安，甚至表現出了一些比男人更加有韌性的態度，堅守住了自己心靈的家園。例如：康明遜得知王琦瑤懷孕，竟然連承認的勇氣都沒有，而她則一個人勇敢堅強地承擔下來，獨自撫養大了女兒薇薇;“文革”中程先生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殺，可王琦瑤則一個人憑著她女性的堅忍，保護了自己和女兒……因此，有人說《長恨歌》通過質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繹女性悲劇宿命輪回，從而思考女性的性別境界和生命體現，是在為女性的性別本位恢復而吶喊，是一本“女性主義文學”。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王安憶曾在《我是女性主義者嗎?》一文中已經很明確否認了這個問題，她一直都不滿意世人給她貼上的“女性主義和上海”這兩個標簽,認為那是人們對她作品的狹隘理解。盡管在作品中幾乎所有的男性都遭遇到了流放的厄運，遇難的遇難，自殺的自殺，逃脫的逃脫，但作者并沒有對他們進行鞭撻或指責，反而對他們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不能自我表示了無可奈何和憐憫。之所以構建這樣一個女性世界王安憶說過，就是因為審美，因為女性比男性更有審美價值。因為對我們寫小說的來說，決定寫這個不寫那個，就看他們哪一個更能進入小說。男性走上社會舞臺比較早，他們簡單。女性可能是情感的動物，更豐富，有內涵。王琦瑤是一個“類”，代言著整座城市甚至所有平民，在這里其實體現了作者那種對現代社會里普遍人群的人文關懷，包括男人和女人，表達了王安憶對生命存在的思考。沒有對生命價值的虔誠與關懷，她決不會有如此深刻的悲劇體驗，也不會做到“用心理學家的眼光，科學家的耐性，宗教的熱誠，依照嚴密的邏輯推索下去，忘記了自我，化為故事中的角色，陪他們笑，陪他們哭”⑥，化為生命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
2、體現了王安憶對社會歷史的反思。
90年代當許多作家津津有味地在重寫波瀾壯闊的文學史文學時，王安憶獨辟蹊徑譜寫了《長恨歌》這出“后傷痕文學”，無疑把黃浦江邊沉浸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都市男女當頭一棒。作者苦心經營的王琦瑤一生悲慘的情感糾纏，無非是想通過“悲劇快感”來喚起人們對社會歷史的反思。在《長恨歌》中作者有意淡化了歷史背景，只是隱隱的偶爾提到了幾個年月，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文化大革命”，反“右傾”……都是輕描淡寫。然而雖是輕輕帶過的一筆，卻每一次都深深地觸動了王琦瑤的命運，可見她的悲劇根源其實與社會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王琦瑤只是那個時代受戕害的千千萬萬中的一個，王安憶重現這段歷史，是因為她明白歷史是不能忘記的，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正視，也應該給那一代人一個應有的說法，而不應該像一些人那樣想方設法地掩蓋那段歷史，并且還要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王安憶作為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深深體悟了那個時代在她們身上留給下的烙印。所以她以此來呼吁更多的人來反思那段心傷的歷史，關心在那段歷史中受苦受難的人們。并且在進入了90年代改革開放后，作者目睹了在西方商品經濟沖擊下，人們已經迷失了自我沉醉在享樂中，對社會歷史早已經拋卻腦后了。所以王安憶不得不以歷史的形式來時時提醒人們進行反思。
總之，《長恨歌》，作為一個表現現代人命運的悲劇，作者更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并將對人生悲劇性的認識落到日常生活，見諸于平凡世態。人性中最基本的因素欲求與不足和每個個體生命都須面對的時光之劫、生命虛無是悲劇的最基本元素。在效果追求上，《長恨歌》偏重憐憫而不是崇高。“憐憫由兩個因素構成：對客體的愛和同情以及因為它的缺陷或痛苦而產生的惋惜感，作為審美感情的憐憫和秀美相關，一個秀美的事物好象在吁請我們的同情，而它那柔弱的性質又在我們心中喚起一點憐惜感”。但讓一個風華絕代而又滿情滄桑、多情善感而又寡情善忘的王琦瑤充當主人公，她的遭遇引起人們的正是嘆息與感傷的感情，不能說這種悲劇缺乏感染力，因為任何生命都有其獨立的價值和尊嚴，作者所要表示的正是這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價值關懷。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說：“悲劇用形而上的慰藉來解脫我們，不管現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的和充滿歡樂的”⑦ 。王安憶因對生命的深切感悟，深諳人生的痛苦和悲涼而對同類產生了悲憫情懷，從而濃墨塑造了王琦瑤的悲劇一生。它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悲劇本身經由人的反思和超越就有可能進入新的可能，這就是王琦瑤悲劇所蘊涵的根本意義。王安憶想犧牲一個王琦瑤來換取所有人的幸福，充分顯示了作者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價值關懷也是她對人生和命運的悲劇性的感受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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