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性別歧視與應對

漢朝董仲舒首度提出——“惟小人與女人難養也”，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性別歧視了。那么，今天，我們就圍繞職場中性別歧視的內容展開話題。

　　就業歧視——人們或許很難將這個負面的字眼與那些名聲顯赫的國際商業巨頭聯系起來。昨天，北京一家名為益仁平中心的法律援助機構發布的一份抽樣調查報告，便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被調查的96家跨國公司在華機構中，40%的外企公司在入職招聘時涉嫌存在“隱性歧視”，其中不乏世界500強企業。譚小芳老師認為，隱形歧視——首推性別歧視。

　　與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一樣，職場性別歧視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譚小芳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男性與女性的生理差異是造成職場性別歧視的生物學原因。

　　一位企業人力資源經理如是說：“從企業的角度講來講，雇傭女員工不只是簡單的增加一個員工的開支問題，因為她休假而導致的問題是一連串的，會產生連鎖反應，導致企業流程受阻。而且她做了母親之后根本不可能像沒有結婚以前那么投入的工作，企業對員工的要求就是百分之百地投入。”此外，由于女性的生理特點，企業一般不能安排其單獨出差，加夜班還要考慮安全問題，這種由于生理差異帶來的問題讓用人單位覺得“麻煩”，成為一種生理性的就業障礙。

　　2、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與女性生育成本非社會化的矛盾是造成職場性別歧視的客觀原因。

　　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業發展的需要，是增強競爭力、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使然，因此企業在合法的情況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無可厚非的。

　　3、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是職場性別歧視存在的客觀基礎。

　　盡管我們有一系列的立法規定男女平等，盡管建國幾十年來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幾千年男權社會所承襲下來的對女性歧視的思想仍帶著巨大的慣性，影響著人們的觀念、意識和行為，在就業中也同樣體現。

　　4、就業中的買方市場促使職場性別歧視嚴重化。

　　目前我國整體就業形勢嚴峻，就業壓力大。從總量看，“十五”期間，我國每年城鄉新生勞動力升至峰值，加上現存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每年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達到2200——2300萬人。在現有的經濟結構狀況下，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700——800萬個，因此就業缺口在1400——15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銳，形成了嚴重的勞動力買方市場，而這種勞動力供求嚴重失衡的狀況使用人單位的選擇范圍增大，在選擇權增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雙重影響下，女性就業的難度似乎就成了必然的現實。

　　5、職場性別歧視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法律政策的缺失及執法不力。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在確定立法宗旨、明確調整目標方面較為完備，但缺乏可操作性和執行性。

　　近年來，在就業過程中較為常見的公開歧視現象，如今正在轉向“隱性化”。交廣企業管理咨詢機構首席講師譚小芳舉例說，“不招女生”的字眼在招聘啟事中越來越少見，但在實際錄用時，卻仍然存在男多女少的情況，這就屬于隱性性別歧視。

　　經歷過多次面試的人都知道，職場的“外貌歧視”和“性別歧視”相當普遍。社會心理學家的大量研究表明：男子高大帥氣、女子漂亮身材好，絕對有助于升遷。當然不是說外貌決定升遷命運，但是，事實證明，在同等能力的情況下，bq(美感)分數越高，越容易更順暢地與人打交道，也更容易獲得升遷機會。

　　但是，21世紀的職場可能會是個雷區。我最近聽到警告，說一個來自東歐的專業犯罪團伙會設下這樣的圈套：在一家機構安插一名漂亮迷人的女員工，再讓一名男同伙也混進去。兩人前后腳進入這家公司，他們的關系不為人所知。

　　不久后，他就向那位美女發送了一堆黃色網絡笑話。于是她投訴遭到騷擾，并威脅要以性別歧視為由，告到讓人頭大的就業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而一旦她透露出已聘請了專業法律顧問和公關代理，受害企業就會趕緊花錢了事。

　　其實，上面這個案例不可能多次得手——今天開始看的美劇《律政俏佳人》，打性別歧視概是會獲勝，但獲勝的結果是失業，再也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愿意雇用一個剛剛起訴自己雇主性別歧視獲勝的年輕女律師。

　　盡管隱性就業歧視現象有所上升，但譚小芳老師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這說明相關法律法規已經對就業歧視問題發揮了震懾作用，從公開歧視到隱性歧視再到消除歧視，也是解決這一問題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

　　近期出臺的法律法規，實際上對于解決就業歧視問題有了非常嚴格的舉措。例如隱性歧視現象往往在應聘者初入公司的試用期內發生，而修訂后的《勞動合同法》中，對于用人單位在試用期內解除勞動合同，則提出了嚴格的限制和舉證要求。

　　譚老師提醒說，當已入職員工遭遇隱性歧視時，企業有時會勸說或誘導員工簽署自動辭職書，一旦動筆就意味著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事后再進行維權的可能性便會微乎其微。因此無論企業采取何種手段，員工都不要輕易簽署任何文件。

　　另外，譚老師建議應聘者在求職過程中應當做一些證據保存工作，特別是手機短信、電子郵件、談話錄音等，都有可能成為今后維權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