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視野下的自我倫理問題及其化解路徑的論文
筆者在《從全球金融危機看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倫理之維》中論證了“研究特定經濟運行環境中的人”[1]已經成為從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機的“歷史與邏輯的雙重必然選擇。”因為，“任何經濟發展模式本質都是由一定的人與社會關系所支撐的”，[1]而在現時代的中國，“人”則以更加不可替代的身份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因。因而，現時代中國經濟運行體系中人的問題的消解路徑選擇框架，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
一、全球金融危機與自我倫理危機
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空前的破壞力滌蕩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經濟滑坡、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通貨膨脹嚴重地困擾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所危及到的不僅僅是這些看起來紛繁蕪雜的物質生活世界，它還以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力危及到了人類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場空前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正在不期而至。問題在于，是什么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科學技術的高歌猛進并沒有自然帶動現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應提升呢？在馬克思或福柯看來，殖民主義性質的財富增長或科技進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帶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則有可能使人與自身之間的鴻溝愈陷愈深，進而將人類卷入一場空前人與自身極度分裂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所謂自我倫理危機指的是由于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被剝奪或重構，所造成的人與自身（靈與肉、身與心、主體性與客體性）內部倫理秩序的混亂狀態，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人類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體紛擾。由此可見，自我倫理危機一方面表現為理性屈從于欲望、經驗所造成的人對自身主體價值缺席的焦慮，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被欲望、經驗重新塑鑄的人對自身客體價值有限性的焦慮。事實上，所有焦慮的實質并不在于獲得、占有或經驗多少“最為豐富的外在善和過度”才能獲得人類自我的滿足感，而在于人類應如何在道德層面擺脫由于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體困擾，進而達致“靈魂的寧靜與肉體的無紛擾”，實現人與自身的和諧。這些問題構成了現代人進行自我倫理規劃所要解決的核心議題。可以說，當下日益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人類自我的倫理危機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當下，自私、虛榮、嫉妒、貪婪、背信棄義、股市非理性繁榮等現象的流行難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證嗎？最困難的問題在于，其消解路徑應該如何構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倫理危機的道德化解路徑
就自我倫理危機的產生原因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是個系統工程，它需要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應對方可奏效，但就作為人類終極自我關懷的倫理規劃視角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則需要訴諸于人的內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樣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功效呢？縱觀人類倫理思想史，在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問題上，各種倫理學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筆者在綜合美德論、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關于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理論基礎之上，認為消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德性應該是自我公正。雖然美德論與功利主義論倫理學體系中都沒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這一概念，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尼個馬可倫理學》關于公正的“總體德性”與“具體意義上的”[2]區分;穆勒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功利主義》對作為“作為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公正研究中間，關于這一概念的思想已經初見端倪。
實際上，美德倫理學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相對于“總體德性”的“具體意義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體意義上的”公正，它與“總體德性”的關系怎樣，“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倫理學派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實上，這種守法的公正是總體的德性，但它不是總體的德性本身，而是對于他人關系上的總體的德性。由于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這個意義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總體。不公正不是惡的一部分，而是惡的總體。”[2]
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總體的德性”實質是一種相對于人與自身關系相對的“對于他人關系上的”德性，但亞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總體的德性”只是為研究“具體意義上的”德性提供一種理論鋪墊，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標。那么“作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體意義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德性”或“道德品質”就是“一個人在積極和他人之間分配時如果對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獲得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較少的一份，而對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損害過少，使別人受損害過大，而是使彼此達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兩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時也這樣做，他表現出來的品質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實質上應該是保持作為體現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理性對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對優勢或優先地位的一種道德張力。
在功利主義學派理論體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即每個人保持其所得與“應得”之間平衡的一種道德行為品質。問題在于，公正為什么是“正義”的“一項義務”，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
在功利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穆勒看來，公正是正義美德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在涉及權利時，保持公正毫無疑問是義不容辭的，但其中體現的只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賦予每個人權利的義務。”穆勒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堅持給予每個人應得之物的原則，即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為一種正義義務成為履行其他正義義務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內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義美德一項義務，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即每個人的幸福與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價值。因為，“倘若根據‘應得’信條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那么必然意味著我們對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視同仁（當沒有更高層次的義務來禁止這種行為時），同樣社會也對所有應得到它的平等對待的人（即應當得到絕對平等對待的人）一視同仁。這是個體正義和社會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一切社會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應盡最大努力向這一標準靠攏。然而，事實上這種偉大的道德義務基于的是一種更深的基礎，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從屬或衍生教義的邏輯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確切含義。功利原理之所以成為具有理性意義的原理，最根本的一點是承認一個人的幸福與其他人的幸福擁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在程度上被視為是同等的，種類上允許有所差別）。”[4]綜上所述，在穆勒看來，公正能夠成為正義的一項義務，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體現了每個人的道德價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約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為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穆勒認為，“個體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在于整體意義上的即“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邏輯起點在于每個人對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自我公正被賦予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含義。
從筆者對美德論與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層面的梳理當中不難看出，在這一概念應該成為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的認識層面，兩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們在研究當中也發現，在對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帶有明顯的動機論色彩，而后者則帶有明顯的效果論傾向。因為，在亞里士多德所著《尼個馬可倫理學》整個理論體系來看，作為一種德性的自我公正實質上只是“靈魂”的“合乎理性的”“實現活動”，即精神領域的。因而，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義學派一樣具有鮮明的強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義》一書整個理論體系中間，作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個體行為效果層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據。因而，與美德倫理學派相比較而言，功利主義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脈脈的道德情懷。正因為如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道德的合理性依據應該是動機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所謂自我公正，就是人類自我在駕馭權利時保持的自身主、客體價值之間內在平衡方面的一種張力，這種平衡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種主客雙方的和諧狀態。就是說，自我公正德性對自我的倫理危機的化解需要社會公平正義呵護，更需要人類自我內心信念堅守，因為這種堅守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使深陷于現代社會泥淖中的自我為自身更好地構建起美好精神家園的現實路徑。
綜上所述，就作為經濟發展根本動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人類精神生活世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消解，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對駕馭自我權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養，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參考文獻：
[1]齊小軍.從全球金融危機看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倫理之維[J].改革與戰略，2009，（7）.
[2]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王旭鳳，陳曉旭譯.尼個馬可倫理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3] [英]查爾斯·庫利，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4][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葉建新譯.功利主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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