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的淵源

楚辭的淵源

　　楚辭的淵源

　　摘要：楚國的地方文化、北方的《詩經》、先秦諸子散文分別影響和促使了楚辭的產生，楚辭是中原文化和楚國的地方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它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創新發展過程，成為我國文學寶庫中具有鮮明時代特征與地方特色的浪漫主義創作的典范。

　　關鍵詞：楚辭;楚國民歌;巫歌樂舞;詩經;諸子散文;淵源

　　在中國文學史上，“楚辭”這名稱，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后期在楚國出現的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一種新的詩體，代表作品有《離騷》、《天問》、《九歌》等二十幾篇;二是指騷體類文章總集名，是由西漢劉向集輯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

　　宋代黃伯思在《新校楚辭序》中說：“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淬’、‘蹇’、‘紛’、‘宅傺 ’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禮、修門、下藥者，楚地也;蘭、苣、荃、藥、蕙、若、草、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這一解釋，使我們對楚辭的名稱由來和特色更加明確。

　　簡單地說，因為源于楚國，所以稱為“楚辭”，它具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到了戰國末期，劃時代的楚辭，以異軍姿態，興起于南方，這一新詩體的出現，使中國古典文學園地開放了異葩，永遠閃耀著絢麗的色彩，擴散著馥郁的芳香。

　　楚辭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究其淵源，有多方面的影響和因素。探索起來，筆者認為大約有以下的淵源。

　　淵源之一，春秋時代楚國的民歌、詩歌及楚地傳統的巫歌樂舞。

　　(一)楚辭首先是吸收了民間語言和民歌形式的一種詩歌體裁。楚國民歌便有直接孕育它的關系;而楚國春秋時代的詩歌，是出于楚國人的書面語和口語，在形式和音節上，都對楚辭有直接影響。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十五國風中卻獨無楚風，事實上并不是楚國沒有詩歌，而是楚國的詩歌自有其特殊之處，是有別于從容樸素，形式整齊的北方詩歌的，也許就因為這點而不被采錄吧!其實《漢廣》、《江有記》等詩，亦收入了“二南”，只是未署“楚風”之名，可見楚地是早有詩歌流傳的了。

　　楚國民歌來源古遠，收入在《詩經》中的“二南”，都是土風歌謠，雖然不稱楚風，實際就是楚地民歌。詩中有楚地楚物之名，有的篇章還是用了楚辭中常用的“兮”、“思”等楚語虛詞。

　　此外，漢劉向撰的《說苑》[1]中，載有最古的兩首楚詩：一首是《子文歌》,一首是《楚人歌》。《子文歌》是說楚國的令尹子文家族的一個族人犯了法，官廳來抓捕懲辦，詢知是子文的族人，便釋放了他。子文知道了，就把這個族人送到

　　官廳來，并說：如果你不懲辦我這個犯罪的族人，我就自殺。于是官廳就把這個族人處以極刑。國人知道了這樁事，都感動地說道：有子文這樣公正的令尹，我們還有什么憂慮呢?于是便把這段故事編成歌曲傳唱開來。歌詞是：

　　子文之族，犯國法程。

　　延理釋之，子文不聽。

　　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人歌》是說楚莊王修筑層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大臣勸阻者皆被殺。這時有一個叫諸御己的農民，放下了耕具，跑去諫莊王，一席話就說服了他，莊王下令不再筑層臺。于是國人歡喜地歌唱起來。歌詞是：

　　無諸御己，訖無子乎?

　　《說苑・奉使篇》中還有一首翻譯的《越人歌》。據說，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楚康王時代。前528年，楚國令尹鄂尹子皙舉行舟游盛會，百官縉紳，冠蓋如云。在盛會上，駕舟的人是越人，越人歌手對鄂君搖楫而歌：“濫兮撲草濫予昌弦澤予昌州州湛州昌乎秦皆胥縵予乎昭澶秦渝滲堤隨何湖。”鄂君子皙聽不懂唱些什么，于是一位懂楚語的越人給子皙翻譯道：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子皙被這真誠的歌聲所感動，按照楚人的禮節，雙手扶了扶越人的雙肩，又莊重地把一幅繡滿美麗花紋的綢緞被面披在他身上。

　　這首歌全文原有54字，用漢字記錄下來只有32字。可見意譯并非其本色全貌了。據語言學家研究，這首歌原詞的語言可能與壯語有系族上的關聯，因而也可以說它是一首古老的壯歌[2]。

　　劉向撰的《新序》[3]中又有一首《徐人歌》。說是吳公子季札將聘于晉，路經徐國，順道拜訪徐君。徐君見季札所佩的寶劍，甚為喜愛，季札也察覺了，但出使他國，不能將所佩的寶劍立即送人，只在心里默許下回來時一定將它送給徐君。誰知返回時徐君已經死了。于是季札便將這劍掛在徐君墳旁的樹上。徐國的人民大為季札的行為所感動，便唱起歌來。歌詞是：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

　　脫千金之劍兮掛丘墓。

　　后于《徐人歌》約五十年，又出現了兩首詩歌：一首是《接輿歌》(《論語・微子》[4])，是孔子乘車往楚國，楚王在路上迎其車而歌。歌詞是：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揀，來者猶可追。

　　巳而，巳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另一首詩《孺子歌》(《孟子・離婁》[5])。也是孔子在楚國聽見小孩子唱的歌。歌詞是：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另外，在《左傳・哀公十三年》[6]文中，又載有一首諷刺吳王夫差不能與士卒共饑渴，使申叔儀乞糧于魯而作的《庚癸歌》。歌詞是：

　　佩玉�兮，余無所系之。

　　美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以上所舉的幾首詩歌，形式和音節，都和楚辭很相近。

　　可以斷定：這些詩歌都是楚辭的先河。

　　其中所舉的《越人歌》、《接輿歌》、《孺子歌》這些民歌，句式有二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錯雜參差，靈活多變;并多用“兮”字來加強音韻節奏，更與楚辭類似。

　　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

　　特別是《越人歌》這一首民歌，更用了興句和雙關語，在體裁上已與“楚辭”相似，很有特色。

　　詩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與《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苣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從句式、語調上都能明顯地看出兩者的承傳關系。

　　(二)楚國特有的民間習俗，傳統的祭歌、巫舞，是產生楚辭的重要因素。

　　楚國地處江漢平原，國界北至中原，與韓、魏、齊為鄰，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重慶巫山)，與巴蜀和秦為鄰，南到蒼梧(湖南九嶷山)，東達海濱，是戰國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國家。

　　雖然楚國的建國和開發不及北方的黃河流域歷史久遠，但南方富庶的自然條件和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使楚國經濟、文化發展很快。

　　生產力發展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為楚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因此，這樣一個南方大國，雖然它在政治、文化上雖與中原地區有所交往，在文化上很大程度地一直保持有自己的傳統，在詩歌、樂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楚國的風俗喜好以巫樂來祭祀鬼神，祭祀時則載歌載舞以娛神，所以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于中原地區的楚聲。

　　這種祭神歌曲，蘊藏著許多優美生動的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同時在一些寓于想象的悅耳動聽的祭歌中，又塑造了許多荷彩衣、戴高冠而起舞的生動優美的人物形象，屈原在《天問》里，集中描繪了這些生動豐富的神話傳說和優美動人的人物形象。

　　因此，楚國的民間風俗是哺育楚辭的養料。

　　淵源之二，是《詩經》的影響。

　　(一)春秋時代，《詩經》由中原傳到南方。

　　北方學者常到楚地游學，傳播了中原文化;楚國人也愛讀《詩經》，并能熟讀運用。

　　每當談話時，就和中原國家的人一樣，隨時引用《詩經》。

　　如《左傳・文公十年》里，子舟引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菇”(《大雅・蒸民》)，“毋縱詭隨，以謹周極”(《大雅・民勞》);《左傳・宣公十二年》里，孫叔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小雅・六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楚��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左傳・昭公三年》：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引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戍引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以上引詩的人，皆是楚國人，可見當時楚人學習《詩經》之勤，也可見《詩經》對楚人影響之深。

　　因此，我們用文化繼承發展的觀點可以推測，楚辭在形式上決不會是空穴來風，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詩經》的影響。

　　(二)楚辭中最常見的一個“兮”字和一些篇章里句末用的一個“思“字，在《詩經》[7]的篇章中早已出現了。

　　如《詩經・周南・漢廣》首章：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漢之永矣，不可方思。

　　如《詩經・小雅・采薇》末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又如《詩經-・王風・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再如《詩經・鄭風・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再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這些詩歌中都用了“思”、“兮”的語氣詞，以舒緩語氣、加強節奏、渲染氣氛，作用十分明顯。

　　所舉的第一、二兩首句末的“思”字，相當于《楚辭・招魂》中的“些”字;第三、四兩首句末的“兮”字，竟和楚辭完全一樣了。

　　不過，《詩經》的“兮”字，多在句末。

　　而楚辭的“兮”字，大都放在句中。

　　《詩經》只有少數篇有“兮”字，而楚辭幾乎每篇都有“兮”字，可見楚人特別把這“兮”字的用途擴大了。

　　屈原《離騷》以“兮”字為節，使句法伸展，作了開端，而即導源于《詩經》。

　　(三)屈原在辭作中大量采用了比興手法。

　　所謂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以彼物引起所想象之物，這種“寄情于物”、“托物以諷”的形象思維的表現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時期誕生的《詩經》中就已大量應用過的。

　　而屈原不僅學習、借鑒，更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將《詩經》中使用過的比興材料，如草木、昆蟲、鳥獸風雨、雷電等都賦予了鮮活的生命，使他們具有與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不僅用以寄托抒發詩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內容，給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淵源之三，是先秦諸子的散文。

　　著名學者林庚先生在《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8]中說得很明確：

　　當時《詩經》已經結束了約二百年，詩歌似乎暫時停頓了發展。

　　直到屈原之前，詩壇是靜悄悄的冷落荒涼。

　　若再與當時鑼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對照起來，詩歌簡直無人過問。

　　這二百年間人們把心思全絞盡在解決現實的問題上。

　　這是一個理智思維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感情歌唱的時代。

　　然而當一切思想都誘導向同一的感情的時候，當一切苦悶的忍耐與煎熬都要求著呼喊出來的時候，人們是必須歌唱的。

　　詩歌是中華民族最光榮的傳統，沒有一個民族在那樣古老的時候就有了像中國《詩經》那樣值得成為經典的歌唱。

　　這民族素來就以詩歌驕傲著自己。

　　可是《詩經》的時代無疑已經結束，現在面對著的是新興的都市生活，都市的語言，與朝夕變幻的政治行情。

　　《詩經》所代表的來自農村的從容樸素的作風，以必須有一種偏激紛繁，緊張尖銳的表現所代替。

　　這正是先秦諸子散文的形態，就也必然成為散文時代的詩歌的形態。

　　我們知道，文藝是反映現實的;文體又是被它的內容所決定的。

　　戰國時代急劇發展的生產力和風云變幻的政治局面，必然要求適合于它們的新的生產關系;反映在文藝上，新的思想內容，必然要求適合于它的新的形式。

　　沖破舊形式的諸子散文既已鬧得鑼鼓喧天，四言詩的詩歌也就不得不改弦易轍，那么《詩經》的衰竭和楚辭的出現便是必然之事了;而楚辭的長篇大論，光焰的辭采，悠長的節奏和激昂奔放的基調，又和諸子散文的特色相映相聯。

　　概括地說，楚辭是中原文化和楚國的地方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楚國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地方文化，同時也吸收了北方文化，形成了南北混合的文化形式，這就為楚辭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戰國末期風云變幻的政治形勢與詩人屈原的理想、情操、才華相碰撞，加快了楚辭的創新、發展、成熟的過程，楚辭才成為我國文學寶庫中具有鮮明時代特色與地方特色的以豐富的想象力、壯麗的色彩、極度的夸張為特征的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典范，對后世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向宗魯《說苑校注》，中華書局，1987年版。

　　[2]郭沫若《屈原研究》，齊魯書社，1988年版。

　　[3]趙仲邑《新序詳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

　　[4]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6年版。

　　[5]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

　　[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

　　[7]樊樹云《詩經全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林庚《林庚文集》第六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楚辭的淵源】相關文章：

04-01

03-23

03-31

03-22